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曾有两场相隔不远轰轰烈烈的起义惊天动地，影响深远，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日本的西南战争。这两场运动的领袖分别是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穿云激浪，翻覆乾坤，“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令统治阶级心惊胆寒，闻之生畏。起义被镇压后，当权者以牙还牙、秋后算账的残暴肯定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叛徒”们最后的命运却截然相反，令人深思。
1864年7月20日凌晨，天京失守后，李秀成带洪秀全之子突围出城，不久幼天王失散，被清军捕获。负责审问的清朝官员哄骗他，如果老实交代就放他一条生路。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居然信以为真，老实供认完毕后，甚至还满怀希望地谈到了自己的未来：“广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只愿跟唐老爷（审问他的一个清朝官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是实。”这真是一对奇父子，洪秀全是想进秀才不成，才起来造反；他儿子是造反失败，又想去考秀才。
清王朝连考秀才的机会也没有给这个叛逆之子。在把他肚子里那点不多的东西掏净了之后，就三千六百刀，把年仅16岁的幼天王活活给剐死了。
无独有偶，西乡隆盛兵败之时，也刚好有一个17岁的儿子西乡菊次郎。当时眼见大势已去，西乡下令解散全军，与亲信众人相期与敌决战而死。但要求伤重者与非战斗人员不要参与。
他让已经负伤的儿子菊次郎在第二日向政府军投降，不要白白送死，并坚信政府方面“必会好生看顾”。果然，西乡菊次郎日后不但得到政府的赦免，还成为京都的市长，在他父亲曾经跃马扬鞭驱逐幕府的地方，做了行政长官。
如果再比较洪秀全和西乡隆盛身后那些幸存者的命运，其结果更令人唏嘘。
1862年5月，陈玉成因所部兵少求助心切，遂轻车简从前往寿州城与皖北地主武装头子苗沛霖洽谈，结果中计被俘。6月4日，在押送北京途中于河南延津被处以极刑，时年26岁。
1864年7月，李秀成护送幼天王突围。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自己被劣马所误，于7月22日被俘。他投降写下了自白书后，主动要求为清军招降太平军旧部，依然在南京被曾国藩凌迟处死，时年42岁。此前，太平天国北伐军全军覆没，林凤祥、李开芳被俘后同样也被凌迟处死。
在清王朝当权者的眼里，这些兵败被俘的“长毛乱贼”，无一不是祸国殃民的瘟神魔鬼，对付他们，只有用最骇人听闻的手段千刀万剐，方能解心头之恨，震慑那些愚昧无知的“乱民”。
再看日本明治政府当时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敌人。
陆奥宗光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日本外交家。正是他与伊藤博文一起威逼李鸿章签订了《马关条约》。他曾在1877年西乡隆盛发动叛乱时，密谋策划响应，因西乡隆盛兵败自杀，他也被捕入狱，只被判刑五年。到1882年被特赦后，1883年就在外交界出仕，1888年出任驻美国特命全权公使，后来历任农商务大臣、外交大臣，成为明治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屡建殊勋的重要外交家。
日本人的这种宽容豁达并不是偶然的。此前，明治政府就对那些曾经拼死反对过自己的人不但网开一面，而且委以重任。比如本武扬，他是顽固支持德川幕府的海军副总裁，一直与明治新政府武装抗拒到最后。政府军参谋黑田清隆再三劝他投降，他均坚决拒绝。但是在拒绝信中他写了简短的附言：“我在荷兰留学时研究的《海律全书》，是关于国际法的独一无二的著作，如果将它焚于战火太可惜了，希望送给黑田参谋。”
他退守到北海道五棱廓最后一个阵地，依然拼死顽抗。最后在政府军猛攻下，为了不使跟随他顽抗的800名官兵送死，决定以自杀换取官兵生命，被部下强行制止后终于束手就俘，成为新政权的阶下囚。黑田清隆非常赏识他的为人和才能，这个明治政府的死敌在1872年出狱后不久，就受到政府重用，出任了驻俄国大使并授海军中将军衔。后来他又历任海军、农商务、文部、外务大臣，被誉为近代日本“万能似的人物”。
在文明法治的国度里，战争的双方都为国家和民众着想，胜者和败者都自觉地服膺于国家大义，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荣辱得失。胜利者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让战争之剑干净入鞘，不要让战后的人民生活在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之中。梁启超指出，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的劣根性，主要在于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顾一身一家荣华富贵，不顾国家兴亡盛衰。他提出传统中国要实现近代化，首先应实现国民的近代化，学习其他民族的长处，培养国民的团体意识、公德意识和国家思想等“近代精神”。只有当具有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的“新民”横空出世，那么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才会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