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我会回到哈佛拿到我自己的学位。”为了这句话，我等了30年。
祝贺今天的哈佛毕业生都比我更直接地获得了学位。哈佛校报称我为“哈佛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这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猜想，正因为此，我才成为这个特殊群体中的尖子生……我只是失败者中做得最好的。
哈佛生涯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这里的学术气氛让我留恋，我曾经上了很多我都没有资格去听的课。
当然，宿舍生活也非常美好。当时我住在拉德克里夫校区，那时候这里的女孩子比现在多，而大多数男生都是那种很木讷的理科生，因此我的机会很多，你们都知道我的意思。我得到了一个让人伤心的教训：机会增加了并不能保证你就能获得成功。
我在哈佛学到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很多新思想，也看到了科学方面的伟大进步。
可是，人类的最大进步并不体现在新发现上，而是在于如何应用这些新发现来消除不平等。无论是通过民主制度、强大的公共教育、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或者广泛的经济机会，消除不平等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
当我离开校园时，并不知道美国有数百万青少年被变相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在发展中国家有数百万人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困和疾病之中。我用了数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了这些。
你们进入哈佛的时候是一个新的时代，你们比以往的毕业生更了解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不平等。你们在哈佛的这几年里，我希望你们都曾经想过，在这个技术加速进步的时代，我们最终将怎样应对这样的不平等以及如何解决这些不平等。
假如，你们可以每周拿出几小时或者几美元贡献给一项事业，而且你希望贡献出的钱和时间能拯救更多人的生命、改善更多人的生活，那么，你会把这些时间和钱花在哪里？对于梅琳达（注：盖茨之妻，盖茨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和我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拥有的资源给最多的人带来好处？在讨论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梅琳达和我看到一篇文章，谈到在贫穷国家每年有数百万儿童因为一些在美国早已没有什么危险的疾病而死亡：风疹、疟疾、肺炎、乙肝、黄热病。还有一种更是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每年有50万儿童因此死亡，但其中没有一名是美国儿童。
我们感到非常震惊。我们本来以为，既然如此多的儿童因为这些可以被治愈的疾病而死亡，那么研发并散发这些新药以拯救儿童，就应该是整个世界的头等大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不到一美元就能拯救一个生命。但是连这也没有人提供。
于是，我们就像在座诸位那样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允许那么多的孩子死去？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拯救这些孩子的生命在市场上不会得到回报，政府也没有为此提供补贴。这些孩子会死去，是因为他们的父母没有改变市场的力量、没有影响政治的话语权。
但是我和你们都有。
如果我们可以提升市场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在服务于因不平等而受苦的人时，能够得到利润回报，或者至少能维持生计。我们能向世界各国政府施加压力，让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能更好地用于体现纳税人的价值观。
我希望你们30年后再回到哈佛，来共同回想你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力量实现了什么。我希望你们届时对自己做出评判时，不光是看你们的职业成就，还要看你们对解决这个世界的极度不平等做了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