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的样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未来30年的几个关键词：
1。收入。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时间问题。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超过12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2。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3。能源。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需求峰值将会到来。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4。人工智能。据《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馬克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智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过去30年最重要的3个推动力
怎么去判断未来的趋势呢？我的思路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什么是慢变量？举个例子，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不会知道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起的潮汐现象。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个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说，从历史的大标尺下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原来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竟如此具有革命性。举个例子：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建筑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
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大幅减少，才能够大量进军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
戈登教授的思路给了我们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只需看3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
在这3个推动力下，中国快速发展。但这种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收入水平过了某个门槛之后，消费者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但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
未来的全球竞争就像铁人三项赛，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我们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那要看看未来的变量是什么。
未来不可忽视的力量
发展核心技术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视我们真正的优势——发展应用技术。
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环保的压力越来越大，现在越来越难以把成本降低。如果没有办法继续降低成本，中国的企业还有什么创新的优势呢？
我在2018年至少看到两个小趋势，中国的两个红利。第一个红利是，工程师红利。在1997年、1998年，中国遭遇了东亚金融危机，因为担心可能会出现失业的问题，所以中国的大学开始扩招，招了更多的大学生。结果读了4年大学后，发现找工作还是很难，那怎么办？研究生扩招。所以最后中国培养出一大批被严重低估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个红利是，巨大的市场。我们可能会带来市场引致型的技术创新。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大家想一想，高铁的核心技术其实最早不在中国，是在欧洲和日本。为什么中国成了一个高铁大国呢？因为只有中国才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全球治理空气雾霾最核心的技术到最后一定是在中国，无论它是挪威人想出来的，还是奥地利人想出来的，他们想出来没有用，那个地方没有霾。印度有霾，但是他们用不起。
全球未来能够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最先进的技术一定会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所以恩格斯讲，社会需求对技术进步的推动比10所大学都大。而在我看来，社会需求对技术的推动比100所大学还要大。
社会为什么焦虑
西方社会谈论一代人时往往会以20年、30年为时间单位，中国人则往往以10年为单位。社会变革影响了每一代人的性格，“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显轻佻。
我们感觉差别很大，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长，你会发现，他们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一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
“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如果将视野拉长，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将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
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才会有的。
敢问路在何方
草莽英雄们可以对此熟视无睹，但年轻人要想出路。旧的事物会被清除，新的事物也会落伍，你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新事物”。
举个例子，在高科技领域，广州有个无人机公司叫极飞，邀请我去看他们的无人机应用，说去的地方有点远。我想广州的公司，远能远到哪里去呢？无非韶关。结果一下子把我带到了新疆。为什么在新疆呢？因为新疆是中国主要产棉区，棉花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74%。过去主要靠人工采摘棉花，但棉铃有坚硬的刺，很容易刺破手指，雪白的棉花往往带着血迹，会影响棉花品质。而且雇人成本也在不断上涨，5年翻了一倍。想要机械采棉就要喷洒落叶剂，过去喷洒落叶剂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人工，另一种是用拖拉机。人工成本越来越高，而拖拉机开进棉田会碾压棉花，导致减产。
极飞发现，无人机的机会来了。2018年9月，极飞从全国调了2000架无人机，相当于美国空军无人机的规模。浩浩荡荡的无人机就像一场“秋收起‘翼’”，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当无人机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以后的农业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科技领域的小趋势。
小趋势之所以小，是因为它不代表绝大多数的人口，也许只占总人口的1%。但是，中国人口14亿，那1%就是1400万。哪怕是1‰，在中国也有140万人，不是个小数目。在这个迂回的过程中，我们获胜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庞大的市场和可以无限尝试的空间。
我把这种路线叫“群众路线”。所谓的“群众路线”，就是尽可能地发动群众，尽可能地为最多的人、最多的企业赋能，然后创造出一个共赢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的未来技术演进的路径，是在边缘地带发动一场场景革命。
关于核心技术重要还是应用技术重要，很多人可能还没被说服。他们会说，没有核心技术怎么去发展应用技术？
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的关系，就好比盖楼总要先打地基，打了地基才能够盖楼。核心技术就是地基，没有地基怎么盖楼？
年轻人要想清楚3个问题
人工智能是未来的大趋势，人工智能有好的一面，但也会让人产生失业的担忧：人们担心新技术会拉大财富鸿沟，带来阶层固化问题。我认为，阶层固化问题不应该被过度解读。因为从人类社会大历史角度看，也很少有能够从底层直接蹦到最高层的。
比如，快递小哥可能不会去想哪一天能够成为比尔·盖茨，流水线上的工人也不会想怎么成为马云，他们想的是，哪一天能当上这条流水线的线长，再成为车间的管理人员。
当然，还必须促进更宽泛的社会阶层流动性。这个流动性是存在的，白领和蓝领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因为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变化，一些技术性劳动、体力劳动，以后挣钱的机会越来越多。所以，没必要过度解读阶层固化问题。
大家现在感觉很迷茫，主要原因是之前的人生规划全部失灵。以前人生规划很简单，无非就是上一个最好的小学、中学、大学，完了之后就找工作。你让父辈给你提建议，要么考研，要么考公务员。现在，这样的人生规划很可能会破灭，考研之后还是找不到工作。什么是好工作，越来越难定义。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悲观。
对企业家和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你得有危机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你打包票，你必须把自己锻炼成像特种兵一样。以前有一技之长就行了，现在不行，特种兵什么都得干，而且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你既要会搞研究，又要会推销；你既要懂技术，又要懂如何跟别人讲自己的技术，还要会融资。你说那不是难为我吗？没办法，未来就是这样的。
未来的趋势一定是跨界，未来新的物种一定是杂交出来的物种，所以只有尽快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个“流浪汉”，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你的胜算才会越大。
其实年轻人要做的事情很简单，需要想清楚三件事情：一、我的兴趣是什么；二、我的能力是什么；三、社会的需求是什么。
理想的人生规划是激情、天分和社会需求完美的结合。如果能做到，这辈子就很幸福，你也一定會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