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每个像我一样在世界各地来回穿梭的人来说，承认自己很多东西都不吃，带给我的不只有麻烦与尴尬。它是一种耻辱，会毁掉晚宴，导致关系破裂，并让我不得不多次饥肠辘辘地入眠。每次出差，与经济舱、破旧的旅店床铺相比，成为晚宴嘉宾更让我痛苦，因为我常常会被强力推荐吃些特殊的美味佳肴，例如超大份的庸鲽卵巢。
我的“对不起，我不饿”清单上的食物包括：一切海产品，鸡蛋，火腿，豆腐，牛奶，布丁，果酱，鸡尾酒小香肠，人造奶酪，野味，一切腌制食品，一切含脸部的食物，所有内脏，鸡腿，一切有皮的食物，奶油制品，浮游在混浊液体中的奶酪，一切哺乳类和爬行类动物，小白菜，葡萄干，杏仁，大部分李子。
然后，我还有些奇怪的食性，你最好别问我逻辑在哪儿。比萨上的西红柿？非常好。西红柿汤？也可以。西红柿汁？你们想杀了我吗？牛肉没有问题，只要是熟透的。对您来说，牛排餐馆是可以一展男子气概的地方：红酒在手，良辰美景，美味佳肴；对我来说，却是要和服务员大战三百回合的地方：当我想要我的牛排在烤肉架上多烹饪几分钟时，他们总感觉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我们这类人隐藏得很好，但实际数量很多，以至于成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医学上称之为‘回避性/限制性摄食障碍’。”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马尔莎·马尔库斯说。她对1万名自称“挑食者”的人进行了研究。
挑食者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群体压力。“吃一口嘛，就一小口，尝尝看，说不定你会喜欢呢！”意大利的牛尾汤，澳大利亚的维吉麦，洪都拉斯的烤香蕉，在我嘴边徘徊往复，一个劲地试图往我的喉咙里钻，这绝对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场景。
有多少次晚餐时朋友们竭力劝说我吃墨鱼墨汁、蛋黄酱和大黄，我有多少次问自己：“这些人究竟为何对此如此热衷？”他们为什么要强迫其他人吃他们根本就不想吃的食物呢？马尔库斯教授说，这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分享食物常常可用于稳定和加强人们之间的纽带，向对方表现关心和尊敬。”
杰森·谢翰曾是一名厨师，写过关于营养的书，他的观点是：“拒绝一个国家饮食的人，是对这个国家的老祖母不敬，对这个国家最引以自豪的传统和热情好客品性的否定。”好吧，真够可怕的，我礼貌地拒绝了一小碗红薯奶油汤，在说“不”的同时也侮辱了这家人甚至这个国家？
但是挑食带来的也不全是糟糕的结果，同样不喜欢某样食物也能带来新的友谊，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这样结交到的。
20世纪90年代我在日本冈山的一所大学教英语。我和一位同事虽然常常见面，但几乎从未说过话，因为他给人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后来在一次午休时，我们偶然发现，我们都是死都不能忍受紫菜的人——那种令人作呕的干海藻，日本人却非常喜欢，什么都往里面卷，什么都用它作配菜、调味，从米饭到汤到意大利面无一幸免。自那以后，我们成为某种形式的战友，经常一起愉快地讨论我们讨厌的食物，就像有些人一起闲聊女人或汽车一样。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我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受够了。我是当地扶轮社组织的一次晚宴的嘉宾，那之前我已经参加过好几次这样充满痛苦的活动了。我乖乖地吞下某个被屠杀成块状的海洋居民，每吃一口都要马上喝啤酒，以便让那些鳗鱼、贝壳、触手好好地待在我的胃里。
那次晚宴后我下定决心结束自己作为人形垃圾桶的命运。我把筷子放在一边，扶轮社主席森先生脸上飞过一片阴云，良久无言，最后终于不解地问：“汤普森先生，您根本什么都没吃。您不喜欢我们的寿司吗？”
我鼓起勇气。“森先生，您想知道真相？那好啊。是的。”我说，“我不喜欢你们的寿司，但不只是你们的寿司，而是全日本的寿司，任何国家的寿司！我的胃受不了这种食物。”总是吃不饱，我心里烦躁，现在是时候找个情绪的出口了。
“完全没问题，”森说，“您是美国人，您肯定喜欢牛肉，您想要块牛肉吗？”
我想亲吻这个男人！是的，牛肉太棒了。不久，我要的牛肉摆在了我的面前，粗犷野性地放在一个巨大的盘子里，至少有两斤，完美地切成极薄的肉片，血淋淋的，就像心脏手术现场。森为我展示如何享受这些肉。他耐心地咀嚼着，靠在椅背上，让糊状物滑下咽喉，脸上露出非常陶醉的表情。我盯着这个男人，环视周围充满期待的一张张脸，看着满盘子血淋淋的肉，拿起了旁边的啤酒杯。
只有一生都为挑食的社交后果所扰的人才能理解，对那些因为尊重我而花费300美元为我点了一盘肉的扶轮社员说“不，我不喜欢”，是种怎样的解脱。但是不管我能如何老练地抗拒陌生人通过饮食亲近自己的努力，总是不乏我想对其妥协、让其高兴的人。因此，尽管请我们吃饭吧。我们有我们的恐惧症，但其实很爱社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