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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39年，按今天流行的说法，应属于“30后”那一代。我最感自豪的是，我与以后的六代青年，都有生命的交集。
我于1960年大学毕业，经过一番曲折，最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那年我正21岁，我的学生年龄和我差别不大，都属于“40后”。我出生在一个上层社会的旧式大家族，在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长大，小学、中学与大学读的都是名牌学校，自己也是以当作家、学者为追求。
我一到贵州，当地人事部门就宣告：进入贵州大山，就别想出山。我曾经想考研究生，但由于家庭出身，学校明确表示不准报考。那么，我又如何坚持理想呢？我将自己的理想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理想”，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实现的理想。
于是，我决定以“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作为自己的现实理想，由此而开始了我自觉地充当青年朋友的人生之路。我不仅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而且搬到学生宿舍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由于我和学生年龄差别不大，因此很快就打成一片，我真的成了最受欢迎的老师。
一直等到1978年，我才获得报考研究生的最后机会，最终回到北大讲台。回顾这段历史，我总要感激我贵州的“40后”学生，如果没有和他们休戚与共的生命交织，我早就被现实压垮或变形了，根本不可能坚持18年的理想，保持生命的本色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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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74年，我的周围就聚集起了一批爱读书的年轻人，有学生、知青、工人，还有社会青年，年龄在20岁上下，都是“50后”了。我和我“40后”“50后”的学生这三代人，都是把中国的选择和命运与自己的选择和命运联结在—起的。可以说，我和“40后”“50后”两代青年的交往，是真正的理想之交、生死之交。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就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和“60后”“70后”的青年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就形成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时代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我也就有了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记得是2006年，我应邀到北大演讲，题目就是《如何看待“80后”这一代》。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我举出来的例子是，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老实说了吧》。他的“老实话”就是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
我是“30后”，也应该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50后”，以至“60后”“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连骂的理由也差不多啊！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至有资格再来批評下一代人”。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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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退休以后，我和“80后”，后来又和“90后”的青年有了不同程度的联系。应该承认，“80后”“90后”和我熟悉的前几代青年，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40后”“50后”，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60后”“70后”是“改革的一代”，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问题；那么，“80后”“90后”，就成长于经济发展的时代、网络的时代，他们最为关心的是生存、经济问题。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我和几代人关系的变化，如果说，“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我是把那些贵州青年朋友视为“精神上的兄弟姐妹”的；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启蒙主义者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
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已经没有精力和他们过于密切地交往，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的“80后”的青年做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时代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找在物质、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就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