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当街摔倒，扶不扶？尽管频发的“彭宇案”让人们对于这凉薄的社会更添了一份失望，但在经历了全民人讨论之
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抛弃浮躁，认真地审视这一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根据某网站的调查，在参与投票的1883人中，44%的网友表示今后不会搀扶老人，38%的网友选择了“不好说”，18%的网友表示“肯定会扶”。一位网名为“法号流氓”的网友说：“以前觉得自己一定会扶，因为过不了良心这关；现在肯定不会扶，因为过不了责任这关。”
关于扶与不扶，两方支持者都有言之凿凿的理由：扶，社会道德不可废；不扶，谁会冒着被追责的风险来做好事？然而，事实表明，也有相当多的人立场左右摇摆：扶助老人本应当，概因向善之心人人有之，但毕竟有前车之鉴，回头审视自身状况，若因此惹祸，自己能承担得了吗？小免令人望而却步。
尽管多数人承认“扶”足正义，但更多的人遇老人倒地恐怕也会趋利避害。为什么这个社会扶小起老人？这值得我们探究。
扶老人成本核算
经历了“彭宇案”等案例，“扶老人恐惧症”正成燎原之势。此事在以前，老人摔倒扶一把很正常；而放到现在，扶老人可能会让你付出你无法偿付的成本。“彭宇案”负面效应的实质，就在于它反映了在当下中国，做类似“扶老人”的好事，风险太大，成本太高。
之一：名誉成本
目前在我国，很多人对他人的道德要求过于强烈，结果往往把道德当成了义务。“扶老人”本来只是一种道德要求，然而由于“见义勇为”的崇高感，很多情况下却变成了一种“法律义务”，不仅要送老人入医院，甚至还要承担垫付医药费、被诬陷后赔偿等种种风险。本来，面对这种情况，去扶跌倒的老人都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精神帮忙，但在救助老人的过程中若有意外，便会被其家人指责。如果被误解撞伤老人，被指指点点，名声自是不好听；而若是遇到彭宇的状况，法院的判决更是让你的名声臭上加臭。
之二：金钱成本
“彭宇案”等案例表明，扶摔倒老人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彭宇案”中，摔倒的老太称彭宇撞倒了她，向他索赔13万元，虽然最后法庭判处彭宇赔偿4万元，但对普通人来说，这也是不小的一笔款项。在没有目击证人、视频之类证据的情况下，法院认为彭宇没撞人而去扶，还将人送到医院，另外还垫付200元医疗费，有悖常理，按其推理，彭宇当属做贼心虚，金钱赔偿也就是应当的了。
而卫生部出台的《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虽意在向公众普及急救知识，却更让人惶恐：原来扶老人还是个技术活，一个失手，造成严重后果，被追究责任更是跑不了。
因此，“扶老人”被网友调侃为有钱人才能做的事。有笑话为证：三个富人比准有钱，一个说，我家佣人都开宝马。另一个说，宝马只是我家运垃圾的车。最后一个说，我天天扶老奶奶过马路。其他两个羡慕地说，大哥，还是您有钱呐！虽是笑话，其中却饱含无奈。
之三：时间成本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人们做好事愿意承担的成本无非是耽误几分钟，帮忙打个电话——但这是基于扶老人的结果只有一种，那就是好心人助人为乐，扶起摔倒的老人，老人千恩万谢，路人纷纷夸赞……但当扶老人可能产生N种后果时，这一成本将有可能大大增加。
老人倒地不起，症状不明，需要送医院，送到医院需要等待其家人。而被误解撞到老人的话，还需要澄清事实；若澄清不了事实的话，所花的时间将更多。
因此，在决定扶老人之前，有些时间花费是必需的：找围观者做证人，或者用手机录音、摄像，这样才能在事后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这些可能承担的成本压力下，很多人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不敢对摔倒老人伸出援手，就如一位网友所言：“不是不想扶，实在是不敢扶啊！”
“彭宇案”引发的蝴蝶效应
2011年9月，武汉88岁的李大爷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搀扶，最终李大爷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而亡。李大爷的子女感到困惑：“难道现在老人倒地后，就真的没人敢扶吗？难道助人为乐的美德就这样丢失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说白了就是人们真的害怕了。纵观“彭宇案”等这些“索赔”案例，公众已不再愿意冒着风险、受着委屈去做好事。
在经历了诸如“女子报警救人前连续找7名见证人”“大学生扶起倒地老太被判赔7.9万元”等事件后，最近连续发生的“司机救人反赔偿”（天津）、“摄像头清晰记录老太太诬陷好人”（南通）已令人们确信，什么“道德滑坡论”“旁观者效应”都是次要的。造成这个社会出现连老人都不敢扶的尴尬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部分老人品质不好，习惯讹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反咬一口，诬陷帮助自己的好人？
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或可解释这一现象。老年人自己跌倒后难以承担高额的医药费；如果被人撞倒，又担心无人替他们做主，因而被迫违背良心诬陷好心人。有心救助者，也要为救起人后是否会担责任而担心，不少人最终放弃。
客观来说，这与民众普遍缺乏安全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不敢扶老人，并不一定是因为“道德滑坡”，更多的原因可能在于民众的社会阶层、经济地位出现了分化，以致社会广泛出现不安全感和对他人的不信任感。我们或许都有此经验，在影视剧中，我们见惯了这样的镜头：在路上遇到老奶奶拎着重重的包裹，主人公走上前去帮忙，老人露出了慈祥的笑脸。如果在现实环境中，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想，非亲非故贸然提出帮忙，也许会被认为是骗子或强盗。即使提出帮忙，老人恐怕也会忙不迭地拎着自己的东西“逃走”。
一个理性、成熟的社会，应该是“陌生人社会”。着名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曾在他的《美国法简史》中这样阐述：“现代社会有一个较简单社会中几乎完全没有的特征——依赖陌生人。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陌生人威胁我们，如罪犯；陌生人为我们扑灭大火；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在陌生人社会，虽然大家素不相识，但凭借无所不在的秩序和规则意识，以及对法律的敬畏，每个人都是井然有序的“社会齿轮”，自然正常地运转。
而如今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出现了很多进步，但这些进步却相当不均衡，一个显着的落后之处是：我们的社会还是“熟人社会”，人们互相之间只信任熟悉人。所谓“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最主要就是法律作为规范社会成员关系的核心制度比较健全，从而使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道德的行为规范作用自然可以相应减弱。而在法律健全、信任度高的情况下，法律的规范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提高。
哲学家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彭宇案”这些“索赔”案例的出现，使国人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进一步发酵。现代社会学研究发现，人们在公开场合会适当“降低”自己的责任感，但如今老人倒地竟无一人相扶已违背了一定的客观规律，变成公众没有了责任感，这不得不让我们警醒。公众内心深处都有英雄情结，“扶起”老人很容易，但万一引起了纠纷，法律不能合情处理、谨慎判决，“倒下”的将是公众面对社会公益失望的身躯。
制度保障方是根本
有媒体认为，以往的社会意识和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相信，“被扶的老人”肯定会对施救者表示感谢，施救者不会受到什么损害。但显然，这样想过于一相情愿了。因此，就法律的规范而言，必须要为见义勇为者免除责任，使人们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也就是说，要考虑到被施救者恶意“反诬”和“讹诈”等“小人行径”对施救者造成的伤害。在西方法律体系中，有关的法律叫做“好撒玛利亚人法”，源白《圣经》中一位撒玛利亚人做好事的典故。
美国各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规定：“除非‘照应提供’关系（譬如父母孩子或医生患者关系）在病症或伤害事前存在，或‘好撒马利亚人法’对病症或伤害负有责任，否则任何一个人不被要求提供受害者任何援助。”“只要援助者在同样训练的水平、在同样情况下做出合理的反应，法律上不需对受害者的伤残、死亡或毁形负责。”这首先即明确了“扶老人式”的做好事不是什么义务，即你可以选择不管：其次，即使你管了，在通常情况下，你也不必为受害者的伤残或死亡负责。显然，这种法律能够让人更愿“见义勇为”。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规定就显得含糊笼统。
西方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主要还是防止见义勇为者因被施救者出现意外而担责；而在实用主义盛行的新加坡，其相关法律则极为明显地针对恶意反咬制定了惩处办法。
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的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罚款。影响恶劣、行为严重者，则以污蔑罪论处。据称，该规定实施以来，新加坡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公民在见义勇为时，也免去了顾虑和担忧。
除了从根本上免除见义勇为着的后顾之忧外，有学者提出，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保障见义勇为者的权益。比如突出宣传一些类似扶助老人的好人好事，同时给予一些奖励，并对这类助人为乐的行为加以保护。另外，严格执行“急诊科室面对危重病人，必须先行救治，及时提供紧急医疗服务”的规定，也能让施救者免于“垫钱救人”以致有理说不清的情况，不致重蹈“彭宇案”的覆辙。
另外，民间有人设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帮助。虽然这是个无奈之举，但在政府、司法部门作为不够的情况下，民间的补充措施仍然有助于鼓励见义勇为。
但我们仍需要明白的是，创造使民众能够安心“扶老人”的制度固然重要，但愿不愿意在当今时代还保有一份爱心，仍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你愿意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