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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开最好的可能

2022-04-24社会

在我剑桥的家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地上躺着几封慈善机构的捐款号召信。对此我早习以为常,不过前两个星期收到的一封邮件,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它直接把两个折叠的大塑料口袋塞到了我家里,附信写道:请把你不要的、干净整洁的衣服放到这些塑料口袋里,并在×月×日放到你家门口,我们届时会来取,并捐给××机构转卖……慈善做得如此周到,让它真正成为举手之劳,正中我这种懒人的下怀。于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该往哪里送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门口,晚上回来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场经济体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资本,而是引导这些资本流向合理项目的中间人,一个正常社会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导这些善意流向弱势群体的中间人。在经济体系中,那个给资本穿针引线的主角是金融机构,而在社会生活中,给人们的善意做中介的则是各种公益慈善机构。

剑桥小镇虽然只有十来万人口,其公益组织却密密麻麻。我家方圆一公里内,我就见到过十几家慈善店铺,有帮助病人的Hospiceshop,有致力扶贫的Oxfam,有保护流浪猫的CatsProtection,有帮助问题青少年的AidofRomsey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统计那些我没有路过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铺,简直可以说到了“三步一小个、五步一大个”的地步。乍一到剑桥时我还奇怪,为什么这个小镇这么多卖便宜货的旧货铺,慢慢地才知道它们都是慈善组织的筹款渠道之一。至于镇中心每天有人叫卖“BigIssue”的声音,所有熟悉剑桥的人恐怕都习以为常了——BigIssue是专门雇佣流浪汉来叫卖、帮助流浪汉的一份街头报纸。

从这些组织的密度来看,可以说凡是社会问题出现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现。但是慈善的兴盛,不是从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国注册一个慈善组织或其分部,行政门槛很低,慈善委员会的网上信息显示,如果申请材料规范,一般批准注册一个慈善组织只需要10个工作日左右。当然慈善委员会对慈善组织监管也很严格,不但要求它们定期提供财务报表,而且将其财务公之于众(包括网络公开),使其接受民众监督,若有任何民众举报,委员会都会对慈善组织进行调查。同时,政府本身不但注资几十亿英镑资助NGO发展,而且法律规定对慈善店铺至少免80%的税收,使得慈善事业的经济可行性大大提高。

相比之下,中国要筹办慈善组织,则困难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门注册,而且要找“挂靠单位”,而要找到一个“挂靠单位”,往往难于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筹款基金,还需要有非常高的启动资金;此外,“同一领域在同一行政区域不得重复设立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等法规明显阻碍NGO之间的良性竞争和扩展。正是因为这些制度障碍,中国的公益事业极不发达,即使现有的公益性组织,据专家估算90%也是以“地下”或者商业机构的形式存在,这不仅使得其慈善筹款工作开展困难,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合理监管。中国人也许和英国人一样乐于助人,但是给中国人的善意穿针引线的组织资源却因为制度原因发育不良。

关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会为一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民众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认为民众不过是一群受情绪支配的乌合之众,有人则认为民众天然具有相互关爱、理性协商的社区精神。其实,从民众既可能万众一心地在广场上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也可能在一个十几万人的小镇运转几十个慈善组织的记录来看,民众可能从来没有统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励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坏的制度则可能暴露其最丑陋的一面。俾斯麦说“政治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那么我们能敲开人性中哪种可能性,说到底还是取决于我们在缔造什么样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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