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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生春天的气

2022-04-24社会

1913年仲春时节,法京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一出新戏,是斯特拉文斯基谱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早在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就以芭蕾舞剧《火鸟》引起轰动。《火鸟》曲谱对传统音乐已经具有颠覆性,那么,《春之祭》是迷途知返,还是“又向荒唐演大荒”呢?

乐池里指挥棒一动,序曲响起,观众大吃一惊。短短的几个乐句,竟变调数次,哪有惯常的旋律感,竟是稀奇古怪的声响……大幕拉开,无论是乐曲还是舞蹈,都新锐到前所未闻前所未见。于是,习惯了传统艺术的观众忍不住先发出嘘声,继而开始高声抗议,而支持创新期望突破的观众则勒令抗议者闭嘴,双方先是互嘘,继而对骂,更发展到有人跳上座椅,有的产生肢体冲突,有的丢掷物品……剧场大乱。这就是上世纪初有名的“《春之祭》事件”,成为西方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路标。

斯特拉文斯基那一年刚三十冒头,人在生命的仲春,怎甘循规蹈矩缩手缩脚,他要把心中的灵感恣肆喷涌,力破陈腐旧套,刻意别开生面,在《春之祭》中他呕心沥血,营造出了一种崭新的音乐幻境,他知道必将遭遇排拒,但也坚信能获知音。尽管事前已有心理准备,但好比一树刚要从笔状花苞绽放成盅形花朵的玉兰,突遭寒风骤雨,首演的大混乱,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令他无比沮丧。

沮丧的情绪还是比较容易调整的。如果是生气,生大气,气个倒仰,那就伤元,不是那么容易恢复如常的了。那天有一人,就对这场首演动了大气。一般来说,对于新锐表达,反对的说是哗众取宠,中性的说是标新立异,支持的说是新意叠出,大家完全可以各持己见,不必硬去达成共识,更不必动气伤元。那天生大气的,是音乐界老前辈圣桑。圣桑当时已经七十八岁,比斯特拉文斯基大四十七岁。圣桑对年轻一辈的作曲家的背离传统,“瞎鼓捣”,时时有气。那时候德彪西弄出些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他不爱听,这很正常,但他反对别人喜欢,这就有点不正常了,他批评印象主义音乐,说“如果这也算是音乐,那么调色板也能算是画了”。他就死不能明白,有一种抽象派的图画就是颜色的涂抹与堆积,也偏有人不是假装而是真地从那样的图画中获得愉悦。按说斯特拉文斯基已有《火鸟》的前科,圣桑完全不必去剧院看《春之祭》首演,耳不闻为安、眼不见为净嘛,但这位前辈本着“音乐吾家事”的习性,穿戴得整整齐齐地去了,当然,开演就受到强刺激,先是气得瑟瑟发抖,后来,观众对骂起来,他颤颤巍巍地拂袖而去。

几个月后,《春之祭》再演,不爱看的没去,喜欢的都去,演出结束,狂喜的观众把斯特拉文斯基轮流扛在肩上,在巴黎街头欢呼着游行。第二天报纸上的评论有弹有赞。圣桑还是生气。他真不该生春天的气。“乱花迷眼”、“群莺乱舞”,许多人的感觉是这花“乱开”莺“乱舞”恰是春之魅力,圣桑却痛感“礼崩乐坏怎一个乱字了得”!

作曲家拉威尔比斯特拉文斯基大七岁,这位兄长辈的音乐人在《春之祭》首演时也去观看。两派观众起冲突,拉威尔一直大声劝架,他建议双方都安静下来,面对演出本身。拉威尔虽然跟前卫新锐的作曲家们关系很好,但他自己的曲风却是折衷的,既不完全颠覆传统,也有刻意创新之处。

其实春来也会春去,正是在四季的嬗替中,大自然和人类呈现出多元缤纷而非一元独霸的瑰丽景象。斯特拉文斯基后来的作品,又从《春之祭》的极端做派柔和下来,甚至接近了新古典主义。

我的书房里还保留着放胶木大唱盘的针转留声机,我会偶尔听一遍《春之祭》,或者听一遍拉威尔的《西班牙狂想曲》,但听得较多的,其实还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特别是其中的那曲《天鹅》,又特别是在1905年由俄罗斯新锐舞蹈家福金改编为芭蕾舞易名《天鹅之死》的那个舞曲版本。圣桑真不该为春天生气,他应该憬悟,《春之祭》这种东西只是在为人类增添更多的欣赏选择,他那古典主义的《天鹅》是并不会因为“新春”的出现就成为秋叶残雪的,更何况,福金编舞后的那版《天鹅之死》,分明也是“春之乱花”,把他那本来是优雅闲适的格调,演绎成悲从中来的凄怆,结果,不就使得他的《天鹅》,成为不朽的旋律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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