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教过几天书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学生真是不会问问题——别说主动问老师问题了，就是老师提问，愿意主动回答的都没有几个。这方面还有数字依据：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上提问过或参与过讨论，而在美国这样的大学生只有3%；同时，只有10%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经常提问和“很经常提问”。
学问学问，学本乎问，非问无以成学。这一点，古今中外都有共识，中国古人有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其实就是“问”，是人类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所以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至于西方，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说过：“多问的人将多得。”为什么问比学重要？爱因斯坦回答：“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仅是一个教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可惜，现在的教学，往往只顾“学”而置“问”于不顾，原因很简单：所谓应试教育，只需要把考题答准答对即可，而考题的标准答案都在教科书与老师的讲义之中，自己需要做的只是将其记下背熟，考试时再完璧归赵即可——所谓“平时记录讲义，临考背诵讲义，考时默写讲义，考完扔掉讲义”是也，哪儿需要“问”的环节？对老师而言，学生发问，不单会考验自己的临场发挥水平，还直指自己的知识结构，弄不好就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当面丢丑。不如照本宣科、照本考试，岂不大家省事，天下太平？
不仅学生不爱问问题，就是老师也不爱问——以身作则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就曾感慨：自己一次给某地的中学教师做讲座，讲完之后，到了互动时间，没有人提问题。于是张教授问：“难道你们这些老师，平时讲课，不让学生提问吗？”还是没有人回答——也许不需要回答。最后，还是一位老师站出来说：“张老师你能不能分析一下，为何我们提不出问题来？”算是曲终奏雅。
史学大师蒙文通晚年任教于四川大学，那时他给学生的印象是——“先生身材不高，体态丰盈，美髯垂胸，两眼炯炯有神，持一根二尺来长的叶子烟杆，满面笑容，从容潇洒地走上讲台，大有学者、长者、尊者之风。”当然，更让学生大开眼界的是他的考试方式：蒙文通考试，不是老师出题考学生，而是学生出题考老师。考场也不在教室，而在川大旁边望江楼公园竹丛中的茶铺里。如何考呢？考试那天，学生按指定分组去陪蒙先生喝茶，喝茶之际，由学生向先生提问，蒙先生回答。这是一着高棋，说它高，首先是因为这种方式真正将学生变成了考试的“主体”，享有相当的自由度。其次，老师根据学生提问的水平，完全可以判定学生的专业水准。学生虽然变被动为主动了，但是如果没有掌握所学，没有读懂指定的参考书，一开口就要现形。所以，往往考生的题目一出口，先生即能考出学生的学识程度。更重要的，当然还是这种方式能真正培养出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并在与老师的互动中逐渐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考试方式，对老师的学问是一种极大的考验——你必须对自己的知识结构有相当的自信，而且还得根据时代发展不断补充完善，否则，真可能在学生面前“猪八戒照镜子”了。另外，对老师的临场发挥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有相当的要求。几个老师能有这样的自信？
据蒙文通之子蒙默回忆，蒙文通对问学者知无不言，就像钟一样，“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蒙文通的学生经常晚上登门问学，这时候，他就特别高兴，有问必答，侃侃而谈。有时候夜深了，学生怕打扰老师休息，起身告辞，他的瘾刚上来，就摆手示意学生坐下，继续交谈，等他燃过两根抽水烟的纸捻后才放行。如果学生白天登门问学，他就多半邀对方去家隔壁的茶馆，一边吃茶，一边讲学，自然又是他请客。他常操着带些盐亭土腔的四川话得意地说：“你在茶馆里头听到我讲的，在课堂上不一定听得到哦。”
现在，基本达成的共识是：今天的学生和老师，水准远不如上个世纪30年代的师生。原因当然有很多，这“不会问”应该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