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于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弹轰炸的飞行员。
在此，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时至今日，像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侵略——搞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战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进而占有整个亚洲的广袤土地。日军屠杀无辜的人们，没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是事实。
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经过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消灭人员，给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
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遭到突然袭击。
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日军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人们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
巴丹死亡行军充满了恐怖。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侮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巴丹半岛上的7万多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饥饿。
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地进军，日军显示出自己的冷酷无情、桀骜不驯。无论战事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多么渺茫，无论结果多么确定，日军都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日军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有一个美国人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做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情报中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经谈判争取可以接受的条件，之后再投降。
在1945年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换取他们所追求的光荣和荣誉。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原子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坚决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弹轰炸后，日本天皇才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动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当时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是必要的。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的征服者和报复者。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历史的说辞，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言论之一，就是他们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弹轰炸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在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原子弹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对日本投射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是阿登战役的激战。那场战役，数万盟军牺牲，并带来了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计，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有一种言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人数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言论的荒谬吗？好像这些美国人的生命是无关紧要的。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认为，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日本并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磺岛的进攻中，6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美军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数以万计的美军焦急地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拖延。
而就在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成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事件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都不太清楚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干了些什么。这就可以理解他们不明白日本需要道歉的原因了。
与德国人认罪的态度不同，日本人坚持认为他们没做错任何事，他们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所迫。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可以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时刻铭记历史，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显得不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扬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列表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但国务卿史迪文森还是把它从目标列表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我们并没有那样做，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军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军这样克制。我认为日军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其实，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否认战争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是两国人民，还有全世界的人民。我不为战争的残酷而骄傲、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日本战犯应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战犯应该给亚洲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亚洲各国，最后强加给自己。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整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
战争的代价总是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日本和美国的年轻人不再相互杀戮，而是出生、成长、成家立业，在和平中生活。作为10个孩子的父亲和21个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示，我很高兴战争就这样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