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萨拉·波拉德向瓦萨学院发出入学申请。她的家长被要求填写问卷，萨拉的父亲诚实地说她“更多是一位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那所学校接收了萨拉，并解释说，他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领导者。
我们很难想象现在还能发生这种事。没有几个家长会承认自己的孩子天生是个追随者，也几乎没有哪所学校会接纳这样的学生。如今，我们对领导力的颂扬高于一切——哈佛大学告诉学生，它的使命是“教育学生成为公民及社會的公民领袖”；耶鲁大学的网站向申请者表明，它寻找的是“一代领导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上，领导力排在各种素质的第一位；以艺术文化见长的韦斯利恩学院也根据领导潜力评估申请者。
然而，一个运行良好的团体——更别说政体——同样需要追随者。它需要那些想去服务而不是追求地位的领导者，它需要团队协作者，更需要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我见过很多年轻人把领导力视为权威和主导的同义词，将领导者定义为“可以支使别人”的角色。
一个姑娘回忆说，她小时候快乐、热情、爱读书，大提琴水平也很棒。直到高中时，“大学申请就在眼前，突然间，我的每一项活动都与领导力这个圣杯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她补充道，“不是聪明、有创造力、有思想或正派的人获得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而是领导者。与领导力无关的任何活动和成就都一文不值。”
这个姑娘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情，一度取得成功，后来还是因为不够外向而出局。当时她很受打击。但结果证明，她因此获得了自由，找到自己真正的使命——科学。她18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获得她申请的大学所能提供的最高奖学金。
对追随者们来说，好消息是，一个名为“追随力”的学科越来越受欢迎。1988年，管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界定，并列出一名优秀追随者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忠诚于“一个目标、一项原则或某个人”“勇敢、诚实、可信”等。
近些年，更多思想家开始投身于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领导力的浪漫”理论认为，我们往往错误地将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于它的领导者，而忽视了它的大批追随者。
团队协作者也很重要。我的几个儿子都是狂热的足球运动员，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这种“美丽的运动”。它的美丽之处不在于领导力（虽然优秀的教练很重要），也不是足球进门的那个瞬间（虽然胜利后有喧闹的庆祝），而在于阵型和传球的复杂结合，是每个球员估量队友的力量和需求，是把球传给队友前的每一个闪光的瞬间。
我们的社会对开创自己道路的独行者的依赖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得多。我们在各行各业都看到过这种人物：在科学界、艺术界、体育项目上。艺术和科学与赋予生命意义的诸多事务有关，但它们的核心不是领导力。哈佛大学英文教授海伦·文德勒曾撰文鼓励这所大学吸引更多艺术家，而不是期望他们成为领导者。她写道，其中一些学生会成为艺术界的领袖，“但你不大能想象他们追求公职”。
也许，过分颂扬领导力对领导力本身造成的伤害最大。它吸引了那些追逐聚光灯的人，他们的动力不是实现某种理念或服务于民众。他们努力打拼是为了掌权，而不是为了某项事业或信念。这两种心态的差异是巨大的。后者的典型代表包括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而前者——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如果这显得过于理想主义，那么请再考虑一下现状。“他们（新生）都想成为50个俱乐部的主席，”一所学校的指导教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竞选的是什么。”
不必非得这样。
如果我们告诉年轻人，值得追求的素质不仅仅是领导力，而是卓越、激情及超越自我的能力呢？那么这个框架是不是将涵盖更多青年才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