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叫作“风范”的东西，就是他们对人的定位，是非常清楚的。
风范听起來很抽象，按我自己的观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从小读古书，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日本的，从而受到东方文明非常优秀的训练，使他们对人性有一种道德上的相信。
我们读古书，如《庄子》《老子》《论语》《中庸》《孟子》，基本上都是在谈人的定位，很少有技术、知识上的东西。因此，过去的知识分子在“人文”这个部分，基础深厚。后来他们也开始读西方经典，读到19世纪一些人文性很强的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接着又经历了一些社会变动，譬如五四运动，或者更晚一点的中日战争，他们在这里面历练很多。于是，当他们到台湾生活稳定后，他们身上真的有一种成熟，这是后来的知识分子难以超越的。
战后生活稳定下来了，他们把对人的关怀转化成对教育的理想和热情，好似虔诚的宗教徒。我1976年从巴黎回来时，认识了俞大纲老师，他那时候在馆前路有一间办公室，每个礼拜三早上在那里读唐诗，尤喜读李商隐和李贺的诗。在座的一批人就是后来创办汉声杂志社的吴美云、黄永松，还有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吴素君、郑淑姬，雅音小集的郭小庄、我、奚淞。我们这一批人在那里上课，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每个礼拜有一天去见俞老师觉得很快乐。
在那里，我常常会提出跟俞老师不一样的想法，别的人会觉得很不礼貌，可是俞老师对我很好，我会觉得，其实他就是对人文有一种相信。于是在俞老师的葬礼上，我们这一批人尤其会觉得身上有一种负担，我们要继承俞老师所彰显的东西，就是文化，并且要把它传承下去。
譬如林怀民之所以会关心民间戏曲，是因为俞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跑到板桥，到庙里去看歌仔戏。过去我们觉得俞老师成长自文人家庭，应该不会接触民间歌仔戏，但当歌仔戏一开始，老师就跟我们讲歌仔戏的内容，我们吓了一跳，问俞老师怎么都知道。他说，其实戏曲就那么几个源流，歌仔戏、川剧都是一样的源流，那就是所谓的“文化的根本”，即使没有看过歌仔戏，他还是知道这个典故出自《左传》。这就是说，你如果有办法把文化的根本弄好，后面很多事情就很顺利，但我们现在的做法却恰恰相反，追求细枝末节的东西，反而把“本”失掉了。
亲近这位老先生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也让我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回头去读像“十三经”这样的古籍，这些书里面讲的都是很根本的、关于人性的东西，就是做人的纲要。我想，知识属于人，如果了解了人，无论你学到什么新的知识，都能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不会有断裂的感觉。因为任何知识都要回归到人的本分，如果学习知识，回不到人的本分，那你学到的就一定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