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时间，七个城市，十份工作——这是来自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的90后农民工魏胜一的打工“履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漂泊。其实，在以80后、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这样的“工漂族”并不是个别现象。
专家分析，就业“高流动性”与“短工化”是“工漂族”的典型特征。“工漂”现象，折射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加强服务引导、一线劳动者收入增幅有待提高、城市“新二元结构”亟待打破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三年换了十份工作的“工漂族”
“这根本不是打工，更像是旅游。”魏胜一的家人这样评价他。高中毕业后出门打工这三年来，他去过广州、深圳、宁波、萧山、上海、合肥、泉州等地，从事的十多种工作中，横跨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等多个行业。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不到５个月，最短的只有一星期。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强，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
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魏胜一说，他没赚到什么钱，这两年不仅没给家里寄过钱，反而要父母经常贴补生活费用。
虽然赚不到钱，但“工漂族”的花费可不少。魏胜一说，他喜欢玩网络游戏和聊天，经常在网吧里玩通宵，“除吃喝外，生活费用主要是上网费用和通讯费用，手机差不多每半年换一次”。
看似“潇洒”，实则无奈。一方面，“年轻气盛”的他们不甘心安于现状，对收入的不满让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另一方面，限于自身条件和就业岗位的低层次，其提高收入的愿望面临现实困境。“新华视点”栏目和工众网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的调查对象中，有近四分之三的农民工年净收入不超过两万元，有23。4%的人对工作表示“不满意”，但绝大多数的人2012年依然选择在外打工。
“工漂族”就业心态日益多元
少小离家、游移无根的“工漂族”，其就业心态存在这几种类型：
其一，“盲目尝试”型。2012年春节后，来自安徽阜阳的90后农民工彭良从上海一家快递公司辞职，结束了这份为期仅半年的工作，想跟着老乡先去学个厨艺。而这已是他两年多来在上海的第四份工作了。他说，不断换工作的原因，首先是对目前的收入不满意，其次是想趁着年轻多在几个行业里干干，以便能好好学习技术。不过，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他还是没想好自己以后要干什么。
其二，“一心赚钱”型。老家在山东菏泽农村的王美今年没回老家过年：从2011年腊月十三到2012年正月初十的20多天时间里，他以临时工身份在上海一汽车企业做车间钳工。“春节期间有高工资啊！”他得意地算给记者听，“除夕之前每天110元；大年初一至初三每天330元，初四至初八每天220元，夜班工资是每班55元。”打一个“春节工”，除去生活费，净挣4000元，这让他感觉很值。很多年轻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目的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其三，“着眼长远”型。“城市毕竟不一样，收入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机会多、发展空间大。”来自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的王帅帅告诉记者。相比于很多同乡，他的条件要好得多，父亲在老家做生意，家境殷实，但高中文化的王帅帅还是选择到大城市“见世面”、“长见识”。
不管是茫然还是清醒，冲动还是理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日趋疏远。问卷调查显示，52。2%的受访者丝毫没有务农经历，在15~30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更高达55%。
“这样漂来漂去像个游民，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渴望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不想再像父母那一代人一样在农村种田了。”90后农民工魏胜一说。
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16~25岁的农民工中，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30岁的80后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
所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薄，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
应对“新工荒”
需正视“工漂族”的诉求
虽然“工漂”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这一现象对当前的用工荒而言是雪上加霜。不少企业主反映，工厂每周都有人进进出出，很多人在辞掉上份工作后并未迅速展开下份工作，由此形成了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待业群体，放大了用工缺口。
要有效应对“用工荒”，必须正视“工漂族”的诉求。记者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诉求非常多元，尽管收入还是影响其工作满意度的最主要因素，但打工的目的绝不是单一的“挣钱养家”，其职业诉求与现实境遇存在四大落差。
落差一：当前农民工的实际工作强度较大，与其期望值存在巨大落差。
问卷调查显示，被访农民工中，42。2%的人每天实际工作8小时以上，48。6%的人每周需要加班，10。8%的人每周加班时间在16小时以上，而期望加班的人却只有11。2%。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太累”成了继“收入”之后，农民工对工作不满意的第二因素，比“没前途”的负面影响还大。
落差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丰富多元，而现实工余生活显得单调。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远高于其父辈。来自云南楚雄26岁的祝森平在江苏昆山的一家电子厂打工，他抱怨说，单位从未组织过集体活动，工作之余的主要娱乐就是上网，“不开心”。
不少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能“过得更多彩”，但调查显示，农民工所在单位经常组织集体活动的比例不到20%，多数人娱乐活动除了上网，就是聚餐、看电视、打牌。
落差三：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职业地位的意愿比较强烈，而现实中，其职业流动呈现“水平化”。
成为创业者和管理人员，是很多新生代进城务工者职业发展的意向，但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同时还伴随着职业“水平化”，即无论是在用工单位内部，还是通过跳槽在用工单位之间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有实质性的提高。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在上一份工作期间，在薪酬待遇、技术等级、管理地位等方面没有新的收获，在职业地位上获得提升的少之又少。
落差四：逐渐脱离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已开始将自己的未来放在城市，但严格的户籍制度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阻碍着他们的城市梦。
“新华视点”栏目与工众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在以21~30岁务工者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65。3%的子女长期在老家，在身边的只有33。1%，而子女在务工地读书的仅有13。7%。
如此落差之下，“迁徙复迁徙，工漂还工漂”的局面便难以避免。
“短工化的‘工漂’倾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都有不利影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农民工自身一起努力。”上海农民工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说。
帮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民政部在2012年年初专门出台《关于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意见》，要求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做好农民工社区就业服务工作，保障农民工参与社区自治的权利。
业内人士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规范就业环境，提高劳动者收入，并促进住房保障、教育、文化等各类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
而一些企业管理人员也表示，希望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学习父辈的认真、负责和踏实的就业态度，“其实，用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向卖方的转变趋势，新生代农民工当抓住机会，找准定位改变自身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