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曾是陶渊明的粉丝，我支持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这数字未免低了点，若是50斗米以兑换折腰，那还值得考虑。现在想来犯了以今度古毛病。我对小孩说古，说我刚工作，月银45大元，我小孩鼻子哼哼：老爸，你真贱，这点卫生纸钱，就把自己卖了？小把戏哪知道，那时候45元抵如今千儿八百还是有的。
五斗米，数目是有点瞧不上眼，其实含金量不低。陶兄所谓五斗米，是他的日工资，不是月工资，《晋百官表注》上说，像陶渊明这个县处级，月薪是“米四百石”，有人折算了，恰好是日薪五斗，工资高不高，不能看数字“五”，得看量词“斗”，古代的斗是什么样的容器，我们没谁见过，但可以参考一下《梁书·何胤传》里何胤先生之自述，何先生57岁时，转瞬要退休了，他就当爆口的愤老了，他说他每月吃不完四斗米。我拼死读书考上学校吃国家粮，每月定粮是13、5公斤，每餐3两，一天不足一斤，估计何胤先生也是这个饭量，这么一算，五斗米的含金量就出来了，四斗米一人吃一个月吃30天吃不完，换言之，就是四斗米可让30人吃一天，五斗米呢？这说明，陶渊明一人工资，最少可以保障30人不饿肚子。我们现在是三口之家，一般是两人合力养一人，如果不搞住房按揭，不送小子读大学，那可以比陶渊明强许多，可介于温饱与小康之间；而设若上要养四老乃至八老，下可生七八个儿女，中还要请一婢一仆，那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当然，人不能只吃饭，不佐佳肴，无肉糜送饭入喉，那饭谁吃得下去？陶渊明每月领取400石米，这是实物工资，除此之外，还有货币工资，月资2500钱，这个数字大了，耐看了，其实含水量也大，一钱在清朝只值两毛，晋朝肯定不止，也在一元以下，大概上千是没问题的，像陶渊明，当了县长，住房是免费安排常委楼，出行是八抬公轿，司机工资财政负责；吃饭喝酒，只要他愿意，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可以餐餐上馆子，公款买单；穿也是官发制服……一入衙门，衣食住行都由国家包了，我想不出这2500钱还可做什么用，工资是可以基本不用，存银行生息去得了。
当官味道，还不在这里。最有味道的，是可以囤地。从西晋开始，实行了官品占田制，一品官可占田五十顷，品级每低一级，则少五顷，魏晋南北朝搞的是九品中正制，最低是九品，他可囤地十顷；西晋后期没有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路闹，闹到东晋，没那多田当工资分配给官员了，但仍坚持了祖宗成法，像陶渊明，他囤地八顷十顷也是可以的，只是陶兄佛道思想浓厚，性情淡泊，他只要三顷；这三顷地，不用自己挽裤脚打赤脚，无须面朝黄土背朝天，全是属吏活计，他只需要挖窖造仓就可以。陶兄爱酒，他曾经与爱人开过床头小会，研究三顷地的产业结构问题，最后陶兄拍板：“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陶县长地少，属吏干得了，不用请人；其他官员地多，多租给佃农种，他收租就是了。官员占了那么多地，要划阶级成分，那是官僚地主了。一个占地三五十顷的地主，恐怕需聘请贫雇农三五百人，按阶级理论来分析，那就是说，三五百劳动人民养活一人；但是，政治局面稳定的官家，不是这么算的，其算法是：一人开了这么大的农庄，需要聘请三五百人，等于说，是他一人安排了三五百人就业。
这不单是数学题，既是心理题目，也是政治题目。算法不同，雇佣方与被雇佣方，那心理感觉大不一样。若是按三五百人养活一人的阶级理论来分析，那陶地主心理肯定充满罪恶感；若按一人办企业安排三五百人就业的资本理论来衡算，那陶企业主，满心窝子都是成就感与自豪感。算法角度不同，由此推出的国家政策，这个不用人来说，绝对是不同的。
过去土地是农民命根子，所有的农民起义都可以称呼为土地革命，谁手头有点闲钱，第一想的是买一两亩地，先囤起来再说。现在不一样了，没几个农民想囤地了，抛荒的很多，很多地方年底考核乡镇双文明建设，田地抛荒成为分值很大的考核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哪个乡镇抛荒太多，乡长镇长都做不成。有人据此说，现代人从千年土地束缚里解放出来了，农民不用被土地憋死了。农民不对土地那么热爱，那是真的，但若说土地贱了，不算什么玩意了，没人存在囤地的地主心态了，这个判断实在立不住脚。土地不是贱了，而是贵了，而且是贵得没边了，所不同者，只是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了。若老陶活到现在，他可以在城市一环二环里头囤地三顷，或者城郊也可以，即使他不拥有全产地权，只是拥有土地批准权或者开发权或者使用权，那他还会高唱归去来兮吗？
事实上，老陶确实看不上那五斗米工资，却是相当热爱那三顷地之处置权。他在《归去来兮辞序》自述说，他本来不想马上走人，想等他那三顷地稻谷熟了，收割一荏，再风飘飘以吹衣，舟遥遥以轻飏，没想到收割季节还没到，传来了他妹妹病亡消息，他才提前走了。谁在乎当县长那五斗米工资呢？论官员工资，虽稳定却未必太诱人，其背后那囤地批发权什么的，让人折腰者，多了去了。老实说，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数来数去，数不出几人，而愿折腰的那可是海量不止。像陶渊明，只在行为艺术上有意思，在社会统计学上是没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