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作为中国电影一个不可复制的标签，一直像他的导演处女座《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一样——“我头脑如皎洁的月亮一样清醒”，镜头像自己的眼睛一样，记录着人生百态，透析着挣扎暗涌。
一直记得2000年的第53届戛纳电影节，那是华语电影人倍感荣耀的一年：台湾导演杨德昌凭借《一一》获得“最佳导演奖”；梁朝伟凭借《花样年华》成为华语电影继葛优之后的第二位戛纳“影帝”，杜可风、李屏宾、张叔平在《花样年华》中的工作，也获得了戛纳技术方面奖项的肯定；姜文的《鬼子来了》获得“评委会大奖”。时隔十年，姜文又回到了戛纳，这一次他再次发威，“让子弹飞”。
1979年的工厂不属于未来，31年后的现场又有谁在。如今《阳光灿烂的日子》已被定义为华语电影中不可复制的经典，《让子弹飞》也已经上膛。全世界的影迷都在睁大双眼，期待着姜文还会玩儿什么花样。与鬼才导演面对面，赞叹之余，不得不惊呼：“姜文动物凶猛。You'resogreat！”
姜小军，动物凶猛
姜文，男，导演、演员。别名姜小军，1963年生，摩羯座，属虎。动物凶猛。
“北京，变得这么快，20年的工夫她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我从中几乎找不到任何记忆里的东西。事实上，这种变化已经破坏了我的记忆，使我分不清幻觉和真实。我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夏天，炎热的天气使人们裸露得更多，也更难以掩饰心中的欲望。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阳光充足。太亮了，使眼前一阵阵发黑……”这是姜文的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开头。活泼立体的主人公马小军像一道晃眼的夏日阳光扫进了无数人的记忆当中。该片被认为是姜文的自传，主人公也沿用了“小军”的别名。
姜文的父亲姜洪齐是位部队干部，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1963年1月5日，姜文出生在唐山，10岁时全家才迁到北京定居，转学到了北京七十二中。京城偏东的5号大院就是电影中军区大院的原型，姜文在那里结识了“发小”英达。那一年，姜文10岁，英达12岁。那时候一群小青年坐在房檐上抽烟、弹吉他、唱苏联歌曲。
将“发小”的话题延续，姜文和英达成为莫逆之交是在高中。有英语优势的英达考上了北京大学，而同样顽劣的姜文却落榜了。1979年，中学毕业后的姜文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但没被录取，寄来的公函里勉励他“安心工作，安心学习”。第二年姜文又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有幸成为了80级中戏表演系的一员。
看过《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大多知道，姜文的影片改编自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至于姜文产生共鸣的原因，从王朔的许多作品如《看上去很美》中都可以轻易地得出答案：两个人年纪相仿，都长在北京，生活在同样的时代，甚至他们同样是部队“大院的孩子”。
电影的改编有些“偶然”。1991年底，王朔在不经意间把《动物凶猛》交给了姜文，临睡前总习惯看点什么的姜文顺手拿起了这本小说，结果一看就没放下。“看了这部小说，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王朔的小说像针管扎进我的皮肤，血‘滋’地一下冒了出来。我不能判断它的文学价值，我总是把文字变成画面，我自觉不自觉地总是把小说翻译成电影。我一看到这部小说，就闻到了味儿，就出现了音乐……在《动物凶猛》中，我找到了当时自己认为的一种真实，这种真实还是主观的……我一再强调我的迷恋，我的欲罢不能……我是摸着我的心来写、来拍的，而我觉得王朔的小说也是这样一篇小说。”于是，1992年6月13日，在一间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联系外界的是一扇小窗户的6平方米的小屋，6万字的小说被改成了9万字的剧本。扉页上，他写上了三个字“那时候”。
1993年8月23日《阳光灿烂的日子》正式开拍，1994年1月22日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后来，这部电影，获得了第51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沃尔皮杯最佳男演员奖（银狮奖），更在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成为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摄影奖的得主。后来的后来，《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些明媚的炙热的少年回忆被姜文封存在了胶片上。
镜头转动，太阳照常升起
产量不高，但是“姜文出品，必属佳品”。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鬼子来了》，还有2006年的《太阳照常升起》都给影迷的一种暗示，作为导演，姜文自己想表达的隐晦的东西很多，并且异常密集。虽然他自己曾经说过，自己每拍一部电影都是为了让自己放松——像鲁迅说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而事实上，每一次却都像扒了一层皮，甚至是一种无虐不欢的摧残。但是他总有办法在大家笑得乱七八糟的后面，一脚踹在观众的心窝上。
事件发生的偶然和必然都在暗处隐隐挂钩。那年王朔拒绝了改编《动物凶猛》剧本的邀请，有强烈愿望要将其实现于胶片的姜文自己动手，便有了后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当初，姜文为了这部影片殚精竭虑，耗尽了他的精力和财力，面对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危机，在各路朋友的帮助下才挺了过来。原来初剪的版本有4个多小时，有很多马小军成年的戏份，这部分由姜文出演，后来他和同行们发现他演出的部分效果很不好，所以他剪掉了自己演出的绝大部分镜头。只要最好的，要保证质量，死抠每一个细节，不急不躁，不为参加电影节而加快制作步骤，是姜文作为导演一直追求的信条。
《阳光灿烂的日子》被认为是姜文的青春纪念，而在他自己的口中《鬼子来了》这部电影则是他的“前世”。很多微妙精准的细节都是从意念中自然产生的，天然的。“我是从心里选演员，不会从外貌去选，从外貌选会失败的，从心里去选，会出现很多令人惊艳的表现。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好演员，只要碰到合适的角色。”
作为一个需要驾驭整部影片基调的导演，姜文总是事无巨细，并且参与深入到每一个节点，力求尽善尽美。经过姜文再创作之后的作品，变成了一个梦，一个属于姜文记忆里的梦。很多好的电影是从梦里来的，这梦并不一定指的是躺在床上睡了一觉的梦，而是人的很多梦想。到了今天，《太阳照常升起》是他脑子里最迷恋的那一部分，姜文自己说过：“这部影片是很久以前就萦绕在脑海中，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我拍的电影，因为这个东西原本就存在，我只是把它上面的土掸掉而已。”
枪已上膛，让子弹飞
在去年的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上，姜文的新作《让子弹飞》就曾经来造势发布海报，在戛纳发布预告片，精彩、节奏感强烈的首款预告片赢得了全场掌声。《让子弹飞》通过海外卖片已经收回了影片近一半的成本，并有望创造华语影片海外交易额的纪录。这让人联想到在上海开展的蔡国强的《农民达芬奇》的一句口号，借用并且改变：“不知如何降下——重要的在于如何让子弹飞起来并且击中目标。”
对话姜文
问：《让子弹飞》用到这么多明星，这部电影对您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姜文：对我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对我来说，是我拍的第四部电影，我觉得全部的意义都在这儿了，是第四部电影。用什么人的事儿，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剧本、角色的需要；一个是就是他了，他鼓动我这么做，我说好啊，很有说服力。相对我以前的电影，用非专业的演员、小孩儿什么的，这次是用腕儿用得比较猛。
问：所以，拍这部电影是最难的吗？相对之前的三部电影？
姜文：正相反，因为专业人士多了，所以我们分工也比较细致了。比如说，以前除了写剧本、导戏，我还得帮他们演一遍；比如说非专业演员之类的，但在这部电影里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都是非常专业的演员。且不说葛优和周润发了，就说廖凡、邵兵、姜武、张默，你不需要给他们做示范，他们准备得很充分。
问：您为什么一直不放弃演戏？连着三部执导的影片都会有自己在里面出演？是不是很享受自编自导的快感？
姜文：这是一个角色是否合适的问题。当初《鬼子来了》，我本来就没想自己来演，一个人要是敢同时当演员，当编剧，当导演，要么他是一个身强力壮、身心特别健康的人，要么他就是一个疯子，他不知道这事有多累。我当时就属于第二种。前面我还算心智健康，我说我不能演，选了几个月的角色，后来别人说，还是你吧，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啊，因为你会说唐山话，你拍之前还能在现场自己比画……你想，我有多么累。我如果就在那儿看着监视器，多舒服啊，现实不行，我得这头看完了监视器，还得骑上马，从这头跑到那头去，快感说不上，其实非常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