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悲剧的诞生》里面尼采说明了悲剧的本质：渴望消弭个体的界限，融入作为存在之母的太一所充溢着的原始痛苦与喜悦的激荡中的趋势，通过在个体的形象与言辞中以对外观的梦境式观看获得拯救。从酒神精神中产生的泯灭个体存在界限的冲动在庄严静穆的外观中得到调和，这就诞生了悲剧艺术。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作这种悲剧艺术的侩子手，认为苏格拉底所代表的对绝对真理的不懈寻求使人不再能够理解悲剧蕴含的内在酒神因素，并且要求从逻辑的，世俗化的立场看待悲剧，从而把悲剧同占卜活动一起视作非理性的迷狂加以摒弃。苏格拉底代表了一种致力于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然而康德和歌德这些近代思想家却也已证明了这种绝对化的认识本身存在着一条不可客服的界限，即科学精神所能达到的真理永远无法触及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它至多能揭示抽象的概念，即后于事物的普遍性，但对于音乐精神所潜藏的存在的真正内核，即先于事物的普遍性，科学认识无能为力。因此苏格拉底式的乐观主义，即相信真理的普遍启蒙和利用真理改善存在的乐观信念一旦遭遇它的这一界限，就立即转变为一种颓废的悲观主义，只徒然在种种现代的“非审美艺术”中聊以慰藉。尼采顺着这条线索展开了对现代艺术和审美理论中的道德取向与形象化风格的批判。他认为批评家所持有的道德论调建立在对酒神音乐的彻底丧失理解中，而近代歌剧及牧歌的流行则反映了把音乐当做是形象的摹本的艺术理解，这种理解使音乐完全脱离了要求融入存在之整体狂欢的酒神根基，从而只能导致一种孱弱退化的艺术形式。
尼采认为音乐同神话有着同一的根基，即酒神精神，它为悲剧素材提供了内在而原始的冲动，这种冲动包含着否定人的个体化存在的条件，从而否定奥林匹斯诸神所代表的那种与自然的谐秩序，力图恢复原始的提坦神对无限力量的渴望，并且在这种对力量的追求中因为与自然发生冲突而招致毁灭。值得注意的是尼采对酒神精神的说明与柏拉图的《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阿里斯托芬讲述了一个人类起源的神话，在他的故事中人类有着一个同奥林匹斯诸神不同的宇宙诸神的始祖，原初的人类十分强大，渴望向奥林匹斯诸神发起挑战，但被宙斯劈成两半而遭到削弱，但他们对原初完整性的渴望却通过爱欲保存了下来，在这种对完整性的渴望中同时包含着对强大力量与反抗诸神的渴望。在《悲剧的诞生》里尼采从没提到这一相似性，而他对阿里斯托芬的提及也仅限于引用后者对苏格拉底的批评。阿里斯托芬在《云》里面把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描述成热衷于自然奥秘和修辞术的智术师形象，喜剧对苏格拉底提出了如下两项指控：渎神罪(苏格拉底否认宙斯的存在)和败坏青年(苏格拉底教导青年殴打自己的父亲)。在剧中苏格拉底对其青年弟子的培训是通过代表两种相反生活方式的“正理”与“歪理”的争辩而完成的。正理代表了马拉松老战士时代的生活：主张严格的健身运动，克制情欲与享乐获得，远离政治和市场。而歪理代表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走向颓败阶段的状况：沉浸于荒淫无度的享乐生活中不能自拔，并且热衷于修辞术和政治。正理与歪理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埃斯库罗斯和欧里庇得斯之间的对立：正理主张的生活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悲剧角色——简单的性格与言辞描写同跌宕起伏的情节与充斥苦难的命运之间的对照；而歪理所推崇的修辞术显然代表了欧里庇得斯及阿伽通这些新悲剧诗人的那种细腻化的描写风格。然而问题在于正理与歪理都不足以代表《云》剧中苏格拉底的生存方式：主张修辞术的同时过着完全禁欲的生活，而同时正理与歪理任何一方也都不代表阿里斯托芬本人的立场。
在尼采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作为希腊艺术的顶峰所进行的分析中，融合了《云》中正理的观点(它几乎就是尼采所分析的充当日神式外观的悲剧角色在现实中的代表)与《会饮》里面阿里斯托芬讲述的原初人类的神话。对于这两个关键性文本，尼采在书中几乎是彻底沉默的。假如我们把《云》中出现的那个专注于自然奥秘并且热衷修辞术的青年苏格拉底形象，视作阿里斯托芬站在城邦诸神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忽略城邦正义的批评，那我们仍旧可以提出两个疑难：首先，阿里斯托芬对青年苏格拉底的指控被尼采引用作为对哲人苏格拉底乃至柏拉图作品的指控，这种“对象偷换”是否合理；其次，阿里斯托芬本人对城邦诸神与哲学的关系持何种看法，在《云》中无法窥见端倪。另一方面，在《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与尼采的酒神精神之间存在着极大相似性，那么《会饮》中苏格拉底的讲辞与阿里斯托芬的讲辞之间的关系在何种程度上同样适用于尼采提出的酒神精神，换句话说，假如柏拉图在《会饮》中说明了谐剧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那它能否用来探究尼采的酒神精神的实质？《会饮》中苏格拉底引述了他与弟俄提玛关于探索爱欲的对话，按照施特劳斯的划分，在对话的中间部分，爱欲被解释为对永远拥有善的渴望，而这一渴望体现在欲求在美的身体中生育的欲望。爱欲是对善的爱而不是对属己之物的爱，是因为如果自己身体的某部分是坏的，那我们宁愿砍掉它。而《会饮》中阿里斯托芬的讲辞正好提出了一种对原初的整全存在的渴望，因而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善本身高于渴望整全存在的属己之爱。而在渴望通过生育而获得不朽之中，美的身体只作为生育行为的诱饵存在，于是苏格拉底又用对不朽性的渴望超越了对美的外观的渴望。我们对比尼采在书中对悲剧论述，可发现悲剧中的英雄体现了一种透过其毁灭命运融入混沌一体的内在趋势与其清晰明朗的行动与言辞所构成的存在形象之间的张力——构成对立面的二者似乎在弟俄提玛对话的第二部分全部遭到了降低，那么在苏格拉底讲辞的最后一部分他又说了什么呢？
尼采把苏格拉底作为一种乐观主义的科学精神的源头，把他视作是世界历史的漩涡和希腊艺术的转折点，这构成了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的基本阐述，那这种阐述是否符合柏拉图作品中的苏格拉底的真实思想？在《斐多》里面苏格拉底提到了阿那克萨戈拉的宇宙论，他明确批评说阿那克萨戈拉把事物的自然构成当做是一切存在的原因的说法非常荒诞：“可是既然说我的行为凭我的智慧做主，又说我做某一件事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最好，而是因为我身体里面有筋骨等等东西，这种说法是非常没道理的。”在《会饮》里面苏格拉底也说他认为好的颂词应该是说出关于事物的大实话，但是要挑最好一面讲。可见苏格拉底关注的是存在事物最好，最高的面相，从而就这种考察本身而言就足以诞生一种对绝对性的要求，而不是尼采所谓的穷极事物之真理的科学精神，苏格拉底关注的不是说明诸存在者的最终法则，或曰现象世界的本质规律，而是存在者在何种意义上能够给出自身存在的存在性问题，为此必须不仅考察现象层面与超越层面，还必须能够同时理解两个层面的关系，即整全的真理。只有回到阿里斯托芬和柏拉图的作品，才能对尼采提出的“苏格拉底问题”重新开庭审问。
当我在哭泣
“以此文献给送这本书给我的丁盈盈女士”
“知识扼杀行动，行动离不开幻想的蒙蔽”——题记(尼采《悲剧的诞生》)
我已经无法压制自己的情绪，此时我的心中存在的担忧。我怕我在《悲剧的诞生》中所看到的、所预测的尼采将会走的道路被证实，那么尼采诠释着酒神的精神，让生命哭泣着。
人生与世界本是无意义的，那么我们将以何种理由支持我们活下去呢？虽然问理由与目的、价值一样荒谬。但是这就是人，这就是活在苏格拉底式阴影下的人。一个日神，一个酒神。我从一开始阅读这本书，就已经深深地确定这本书讲的不仅仅是美学或者艺术。他讲的就是人生。日神，光辉的形象，即那些我们一直在追寻的目标与典範。酒神，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即人最具生命力的部份，我想酒神会成为尼采让人们活着的工具，但是在这裡我担忧的是酒神是否也会成为幻象。
在我看来，尼采一针见血的指出的就是在过往之中，人们就是在追寻日神，追寻那般的永恆。但是我会告诉你的是，日神不过是爲了让人活着自身所製造出来的幻象。但这样的幻象的例子，直指两者：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被他看做是真实的永恆的世界，而现实的世界被他看作是虚假的世界。苏格拉底就是这种思维极端的人，《申辩篇》中的求死，说是爲了真理，实际上为的便是永恆。死亡是永恆的，真理对于他而言也是永恆的，所以对他而言死得其所。但是这是我们想看到的吗？不、这是对生命的否定。他仅仅肯定了死亡，而没有肯定生命。生命虽然是不断变化中的，但是并非是虚假的。理念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要回到现实的世界之中。在尼采的书中我看到了类似bataille的思想，“肯定生命，连同它必然包含的痛苦和毁灭，与痛苦相嬉戏。”而尼采值得是悲剧对于生命的肯定，在我看来也就是酒神与日神的统一对于生命的肯定。苏格拉底如此的人，或许真的是所谓真知灼见吧。但是我认为苏格拉底仅仅是爲了追求永恆而非看到生命的短暂而无意义。“知识扼杀行动，行动离不开幻想的蒙蔽”是尼采对于哈姆雷特的理解，这裡的知识当然指的是希腊的知识，对于真理追求的知识，对于永恆的眷恋。
而基督教从一开始便与尼采相悖，认为人生而罪恶。这无疑是一种欺骗不是吗？一种纯日神式的欺骗。生命无所谓性善、性恶，生命本身不能涉及伦理的範围。基督教于此同时又给予我们一个彼岸世界，就像bataille所说的那样，人生而是不连贯的孤独的个体，人们渴望着连贯。正像我想说苏格拉底一样，我认为基督教同样也是如此，他让人们追求的是永恆的生命，而非让人们否定生命的价值，以这样的幻象让人们活着。也就是如此，他们才会说真正的基督徒只有一个，就是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他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实践了对于永恆生命的追寻的人，否定了短暂的生命。
昨天在严老师的讲座上听到尼采说的这么一句话“你可追求虚无，也不要无所追求。”我想这或许是对我答案的认可吧。日神或许就是这裡讲的虚无，哪怕知道他是幻象，但是也要去追寻。因为这便是让人们活着的唯一方式。
人生亦是悲剧本身，是在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的联盟。世界不断的创造又毁掉个体生命，，这裡的个体的生命就像bataille所讲的不连贯孤独的生命一般，需要被打破。需用集体的力量去实现。我们打破了幻象的面纱，睁开眼睛看着真相的人们会如何的选择？这便是尼采要为人类所做的。当然我仅仅是从这一本书进行猜测，生命意志的提出(可能类似酒神精神)的存在，就是爲了拯救人们。我们抛弃科学与道德来指引我们的人生，我们将实现自我的自由意志。但是与此同时尼采或许会唿唤我们回到“梦”中，去在虚无之中做梦，并且津津有味的做下去。
我能够感受到尼采的彷徨与无奈。我知道是什麽让尼采走向疯狂，因为这般的真知灼见让自己走入了无法解决的困顿。
《悲剧的诞生》不是在讲艺术，是在讲哲学与人生。当人们打着追求日神的旗子，为的是实现酒神肤浅的欢愉时，我觉得他们深深的误解了尼采。这样的神，根本不是酒神与日神，仅仅是人们心中无处搁置的慾望。
人生或许就在这醉与梦之中。理性会以最不理性的方式告诉你自己的荒谬，并证明着荒谬。去证明日神的作法，只能让我称讚日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大。酒神那般自我丧失的效果去让人们有些厌恶，但我却认为这是一件如此严肃的事情。宙斯给予了禁忌，普罗米修斯则是逾越着，在这个过程中给予了“火”的升值，人们便是通过亵渎来获得人们追求的尽善尽美的物体，当停止这样的亵渎，人们将看清永恆的本质。日神不断地在歌颂现象的永恆来克服个人的苦难，而酒神则在唿吁着做一个永远创造、永远生机勃勃，永远热爱现象变化的人。如此的对立，却看到了统一的契机。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人们活了下来。
我的思绪其实已经渐渐变得很乱很乱。我需要确证我的想法，我要追问尼采。否则我的哭泣也变得毫无意义。
感谢一中老师还有东海哲学系几位同学在我理解尼采中提供的啓发。
对《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的阅读诞生于对一种金色的、太阳般光华的遥想。但在正午到来之前，黄昏就降临了，褐色的暮霭涂抹在天际，包裹着一团赤红的夕阳。尼采的书还能是什么颜色呢？“在所有的书写中我只爱其人以其血所写。以血作书：如是你将体会，血就是精神。”
不过，谈论尼采之前可以先讲讲海德格尔，讲讲一种由海德格尔所渲染的情绪，一种带着尼采似颜色的情绪。情绪，stimmung，琴弦。海德格尔虽然没有诗人的才华，却总能敲打出藏在语言缝隙里那些动听的声音。调定的琴弦，有着参差的音高，人的情绪也是如此。所有游离在《存在与时间》的字隙中的人，在他们身上都将有种本然情绪被它调定。但本然情绪，源自渊深之处的东西怎能被人为调定？焦尾琴的音色跟工匠的手艺有关吗？也许，可以借用书中一个词语来说：它是被“唤出”的。
什么听从呼唤而来？一种畏惧，一种战栗，一种惊恐不安。海德格尔在反复谈论着畏，绝然跳出自身，面对无何有之乡那一刻的畏惧。回想最初阅读的时光，一个夏天，捧着《存在与时间》，午后闷热的睡梦里，脑海中依旧翻搅不息的是不久前才从眼前滑过的字句。可哪里有让人难以承受的畏惧？反倒是欢欣与兴奋呢。无何有之乡，在海氏书中被描述为一无所有、一无所在之地，却可以被视为一个秘境，一个唯我所有的领地。没有惊恐，甚至那惊恐本身也转化为亢奋，就像看到塔克夫斯基的《索拉利斯星》最后一幕，整个我们所立足的地球显现为索拉利斯星云中的双重镜像，于是兴高采烈地说：“嗬，一种让人恨不得抓破头皮的毛骨悚然。”
洋洋自得地玩味这种情绪吧，尤其在阅读尼采之后。《悲剧的诞生》中讲述了西勒诺斯的传说：弥达斯国王在林中捕获了酒神的伴侣西勒诺斯，逼问他，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事？精灵一声不吭，最后再也忍受不了这愚蠢的问题，发出刺耳的笑声，说道：“可怜的浮生呵，无常与苦难之子，你为什么逼我说出你最好不要听到的话呢？那最好的东西是你根本得不到的，这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虚无。不过对于你还有次好的东西——立刻死去。”多么精妙地表达了那种情绪啊。闻者心情如此激动，势要找人一吐心曲，最好撞上一个女人，兴冲冲想告诉她，却又怕将她惊吓，到了嘴边的话生生咽下，不过嘴角势必模仿西勒诺斯的笑容。敏感的女人看到这笑容似乎若有所悟，可怜她还没有学会那种奇妙的颠倒，那种颠倒可以用一个精炼的公式表达：存在的无意义状态就是存在的惟一意义。这是西勒诺斯的第二重智慧：对于人，最坏是立即要死，其次坏是迟早要死。我们不该祈祷吗？祈祷我们的生活美满如意？这样，在平静而幸福的日子里就能欣然享受冷漠之酒与荒诞之粮。如是，好亲自上演一场悲剧，将生活撕裂，撕出一道裂缝，或者说找到生活中本身就存在的那处根本的裂缝。那时，难道不该响应厄琉西斯秘仪上的召唤吗？苍生啊，肃然倒地吧！
人生当成为一场悲剧。谁会得出这么荒唐可笑的结论？但这不过说的是尼采说过的话：人生当成为一件艺术品。尼采本人即如此行事。他视拜伦爵士为楷模，因为拜伦的一生显得壮丽、优美、波澜起伏、充满生命力，酒神的充沛，日神的光华。“在英雄周围一切都成为悲剧。”这种精神感染了人们，于是，最初的洋洋得意与欢欣鼓舞显形为高傲与自豪。多么骄傲，但不针对任何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许多人物都拥有这种骄傲，即便是像蟑螂一样的列比亚德金上尉，因为他照样明白这回事：从创世第一天起，为什么这个简单的词就充斥整个宇宙。但列比亚德金们不愿意回答，就让我们来回答为什么吧，那就是让人生成为一场悲剧。
为了上演一场悲剧，为了完成酒神信徒式的魔变，便采取一种生硬笨拙的模仿，这种模仿又是效法海德格尔的教条：将自己从人群中撕裂开去，自我弃绝，抛入一个孤决的境地，一条弃绝人寰之路，那样就能直面存在或者虚无，两者一样。自我孤离，然后吟唱“英雄的颂歌”。
但可笑啊，生活如此贫乏、苍白、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与悲剧精神反正毫不相干。不过，模仿者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发现了对存在者整体的思考，于是他们安身于悲剧精神的对立面——理论认识。认识之于模仿者成了惟一的行动。无法在壮美的静观中瞥见摩耶面纱的飘动，便要用认识揭穿面纱背后的真相。众神与人过着同样的生活，从而为人的生活辩护，这充足的神义论对认识者演化为需要一个至高理智保证对罪恶之渊薮的理解。尽管在《悲剧的诞生》中被尼采称赞的康德为摩耶面纱背后的酒神世界划出了不可侵犯的畛域，德国观念论的自由精灵们却挥出理智之光，如同有守护神相伴的苏格拉底，要用思辨逻辑和因果律整理混乱的原始混沌，认识什么是至善。模仿者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为苏格拉底唱起“半神之歌”。无论是法厄同冲向太阳的壮烈还是塞默勒对雷电神威仪的迷醉，似乎都多少填塞在模仿者胸中，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装上蜡质翅膀的伊卡罗斯，当飞近太阳时，翅膀熔化了。
“在半神周围，一切都成为萨提尔戏。”自我孤离的模仿者，自我认识的模仿者，你们啊，上演的就是这么一出滑稽的萨提尔戏，或者说不准还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呢，一出不再可能有任何悲剧的悲剧。瞧啊，模仿者在两种精神中都不再有出路，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在他们身上都没有出路。明白了这些，高傲就变成折磨。“痛苦的烧灼，高傲的光芒”。荷尔德林这句哀歌在模仿者身上打了倒转。
逐渐地，会滑向另一重同样来自悲剧的情绪，或者说，两重情绪一开始就缠绕在一起。好像《伊翁篇》中的那个青年，“我在朗诵哀怜事迹时，就满眼是泪；在朗诵恐怖事迹时，就毛骨悚然，心脏悸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也这样谈论悲剧：“人们愿意看自己不愿遭遇的悲惨故事而伤心，这究竟为了什么？一人愿意从看戏引起悲痛，而这悲痛就作为他的乐趣。这岂非一种可怜的变态？”犹如奥古斯丁幼年行窃，他所爱的不是所偷的东西，而是偷窃与罪恶，是作恶本身，是自我毁灭。顺着自我孤立，滑向这种情绪自然而然。人们会爱上痛苦的感觉，形影相吊，自怜又自艾。
所幸，微妙的变化还是在发生着，发生在相同的事物上。读一读《杜伊诺哀歌》，最初是这样读的：“如果我呼喊，在天使的序列中有谁将我听见？”模仿者因为他们的骄傲而呼喊，呼喊却不渴望被倾听。呼喊中的沉默，“沉默吧，绝望的心”，绝望因为根本不想拥有任何希望，希望不过是一团愚蠢的火。而现在读的是下面一句：“甚至设想，一位天使突然攫住我的心，他更强悍的存在令我晕厥”。期待一种真正强大的存在之域吧？模仿者垂下湿润的眼帘，安坐其间，倾听无声之音。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呢？隐约中，只能借助诗人之笔描述那种存在的颜色：
当绿色的无声之境
心与善终于和解
倚高树之清凉
人以温暖的手分发肴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