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孔乙己》，他是在鲁迅笔下自负而迂腐的在封建社会里可悲的小角色。文章里并没有他的真名，只是作者用第一人称“我”——一个12岁的小伙计叫他孔乙己而已。他在哄笑声中出场，又在哄笑声中死去。文章用众人的嘲弄和哄笑贯穿了一个受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悲惨死去的令人心酸的故事。
文章里有以劳力为生站着喝酒的穷困的短衣帮和富裕的坐在店里谈笑风生的穿长衫的人，可孔乙己却是穿“长衫”又“站着”喝酒的特殊的人。作家以极俭省的笔墨和典型的生活细节，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孔乙己那可怜而可笑的个性特征及悲惨结局，既是旧中国广大下层知识分子不幸命运的生动写照，又是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氛围“吃人”本质的具体表现。在咸亨酒店——孔乙己活动的典型背景下，孔乙己固然穷困潦倒，地位低微，掌柜、长衫客把他践踏，但其他同样被侮辱、被损害者，如短衣帮，也同样对孔乙己冷酷无情，加以讥笑。连可怜的、地位低微的小伙计对恳切教他写字的孔乙己也反感，认为他是“讨饭的人”，不配考他。
这是一出怎样的现实悲剧？
也许他很愚蠢，开始的时候的确觉得他的“君子固穷很可笑”，可是在他被丁举人打断腿后在别人的嘲笑声中向掌柜低声应答掌柜的讪笑，露出恳求的眼色的时候，他横遭摧残后那种畏缩、害怕、绝望无告的心情却拖着读者们跟他一起恐惧黑暗的封建秩序。他不可能有上流社会达官豪绅那种红光满面、脑满肠肥的富相，只能是“清白脸色”。而我一直偏心地认为他只是被生活压迫才会习惯于像吸毒一样躲进那虚假而脆弱的“精神胜利法”中遮蔽外来的风雨。最后他在“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孔乙己的情况下被确认为死了，直接原因是受到了丁举人的毒打。读书人对读书人下手又是多么毒辣凶狠！我们还可以想像到，施暴者该是何等的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因为他们是在惩罚“坏人”。而咸亨酒店里的所有的人，都在有意无意地把孔乙己作为嘲弄与取笑的对象，专以揭开他的心灵伤疤为乐。孔乙己惟一被人记起的理由，就是他还拖欠了酒店老板的十九个铜钱。溺水的人在淹死之前还能庆幸地抓住水草，而他呢？在站在悬崖边的时候，却还要在所有人的不屑和嘲笑的巨风中努力保持平衡。
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剧人生？
不由得让我们想到了《范进中举》，同样在这样等级森严的封建统治下，孔乙己和范进都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都是受封建文化毒害的读书人，都是不会营生的牺牲品。但作为两个形象，他们之间存在着更多的差别。孔乙己虽然未曾进学，却颇有几分清高，喜欢孤芳自赏，不肯脱下又破又脏的长衫，对自己认识几个无用的废字沾沾自喜。而范进却懦弱猥琐、甘受屈辱、自卑自贱。他惧怕胡屠夫，无端遭受辱骂，却只能忍气吞声、卑怯畏缩。当范进在胡屠夫受银假作谦让时，明知从此再不会要他接济，却说了这么一句话：“眼见得我这里还有这几两银子，若用完了，再来问老爹讨来用。”这就充分说明范进是虚伪的、狡诈的。他的自卑自贱的性格在随着他考中举人的进程中逐渐减弱。孔乙己的清高使他不能正确地认清自己，而范进则只记住了八股文章，钻了牛角尖。可最后范进却中举，之后周围的人都来攀附，他却疯了，又被胡屠夫一个巴掌打醒了：而孔乙己却一生穷愁潦倒，既未能进学，又不会营生，再加上他好喝懒做，不愿以自己的劳动去争取生存的劣性，使他的生活连温饱都得不到保障，穷得“将要讨饭了”。一个是疯癫的举人后来则享受荣华富贵，成了高高在上的老爷。另一个则一直苟延残喘地徘徊在社会的最底层。可孔乙己和范进比起来，孔乙己却更讨人喜欢，因为他更善良，他给孩子们分茴香豆这一情节中看得出来。对于一个穷困潦倒的人，仍然从自己的碗中分出不多的一部分茴香豆，如果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决难有这样的行为。另外，他教小伙计写字也是出于真心实意。
这些读书人，不是境遇悲惨便是人格分裂。而这一切，都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惹的祸！在封建思想的影响下，多少读书人为了“学而优则仕”而沉沦，这是人生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但我们比他们更真切地需要读书。有了孔乙己作借鉴，我们不能像他一样，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这个行行出状元的社会上，要从实际出发，通过读书树立热爱劳动的观念，不能好逸恶劳，要掌握一技之长，学习有用的知识。当然也一定不能丢弃像充满缺点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孔乙己身上幸存的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