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翌年9月，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发刊词中说：“……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新青年》浸染了整个时代，成了一代青年的启蒙圣经，对整个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功莫大焉。据周策纵估计，“五四”时期，即1917到1921年问，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种以上。杜威说，这些报纸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问号”，“在一个信仰既有权威的教条，又是使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开始大肆搜捕学生。一位五四参与者回忆：“被捕的学生初由各地的警察送到各警察分局分所，而那些学生就在各分局分所对着看守的警察演讲起来，演讲的学生大都‘垂泪而道’，而听讲的警察亦大都‘掩面而泣’，甚至于有深表同情于学生而大骂那些卖国贼段徐曹章辈者。”直系将领吴佩孚也致电徐世昌，声援学生运动：“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情可嘉，其情更可有原。”孙中山得知消息，更其激动，干脆写信给北大代校长蒋梦麟，要他“率领二千子弟，助我革命”。
五四运动感染了全社会，1919年6月10日，上海一位名叫红莲的妓女联络上海名妓，组织起了“青楼爱国团”，她们携手上街，声援学生，并在印发的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也虽剪，爱国则一。愿我同胞，拖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弗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五四冲击波也让青年们的反叛热情达到高潮。一位当年的见证者说：“我在南京暑期学校读书，曾看见一个青年，把自己的名字取消了，唤作‘他你我’。后来在北京，在北大第一院门口碰见一个朋友偕了一个剪发女青年，我问她：‘你贵姓？’她瞪着眼看了我一会，嚷着说：‘我是没有姓的！’还有写信否认自己的父亲的，说：‘从某月某日起，我不认你是父亲了，大家都是朋友，是平等的。’”
有五四亲历者回忆说：“那一天，我们还是少年。”郑振铎还特意写了一首诗《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是少年！我有牺牲的精神，我有自由不可挡。我过不惯偶像似的流年，我看不惯奴隶的苟安。我起！我起！我欲打破一切权威！”蒋梦麟说，五四事件使中国人第一次真正懂得了，“他们的力量在于组织起来”。
五四运动爆发时，适逢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访问。1919年6月20日，他从北京给女儿写信说：“要使我们国家十四岁多的孩子领导人们展开一场大清扫的政治改革运动，并使商人和各行各业的人感到羞愧而加入他们的队伍，那是难以想象的。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