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迪总统被枪杀那天，我们九年级全体同学都来到了公立十三中学封闭的操场上。学校给了我们“自由”活动时间；我们的体育老师德帕尔马先生要求我们要一直“保持活动”状态。这就意味着女孩们要一直跳绳，男孩们要在操场尽头的篮球架那里一直练投篮。与此同时，他会在教学楼内密切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记得那天非常阴冷，预示着帕特森将要迎来它的第一场雪。我感到非常难受，因为我忘了戴手套出来。在玩跳绳的过程中，我的膝盖变得通红，并且疼得厉害。此外，我还遭到那些黑人女孩的谩骂，因为她们怪我没有卖力地摇绳子以配合她们跳绳的节奏。
“嘿，瘦猴子，用点劲儿。你今天一点力气也没有吗？”那个叫盖尔的最高大的黑人女孩负责跳绳的另一端，她冲我吼道，“今天的早餐你没有吃米饭、豆子和猪排吗？”
其他的女孩一哄而笑，用猪排这个词唱起了顺口溜：“猪排，猪排，你有没有吃猪排？”跳双绳的时候，她们成双结对地入绳，轻捷地出绳，既不会被绳子打到，也不会乱了节奏。我感到两颊发烫，接着我的眼镜蒙上了雾气，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我没有办法和盖尔协调一致地摇动绳子了。寒冷像往常一样侵入我的骨髓，让我忍不住哭了起来。我感到丢脸极了。我恨这座城市，尤其是它的冬天。我恨我所在的公立十三中学。我恨自己瘦骨嶙峋，胸部平平；我嫉妒那些黑人女孩，她们跳绳的速度真快，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我被冻得瑟瑟发抖的时候，她们总是看起来暖暖和和的。
九年级那年，我生活中唯一一个美好和光明的来源就是能够见到尤金，这也是我对新学期唯一的期待。八月份的时候，尤金和他的家人一起搬进了我所在街区唯一一座有院子和树的房子里。从我所住的E1公寓的卧室窗户就可以看到他的家。实际上，如果我坐在消防梯上，那么尤金家的后院就在我正下方。夏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坐在那里读我从图书馆借来的书。那个八月以前，一对犹太老夫妻一直住在这座房子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已经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变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我能看到他们的厨房和后院；虽然我听不到他们的对话，但是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争吵，也知道他们其中一个什么时候生病了，还有诸如此类其他很多事情。这些情况都是我在他们吃饭的时候通过观察得到的。我能够看到他们的餐桌、水槽和炉灶。在他们和平相处的时候，老先生会坐在桌边读报纸，而老妇人则在一旁准备饭菜。如果他们吵架的话，老先生会离开厨房，留下老妇人一个人双眼发呆地坐在那里很长时间。如果他们其中一个生病了，另外一个就会到厨房来拿东西，然后用托盘端出去。老先生在六月份去世了。上学期的最后一周我没有看到他坐在餐桌旁，然后有一天我看到厨房挤满了人。最后，老妇人在一个身材敦实的中年女人的搀扶下走出了那座房子。以前，我曾经看到过那个中年女人几次，可能是老妇人的女儿吧。然后一个男人拿出来几个行李箱。之后那座房子就空置了好几周。我真想爬到他们的院子里，去给那些曾被老妇人精心照料过的花儿们浇浇水。
尤金一家搬进来的时候，那个院子已经是荒草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