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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书店--一段历史的见证

2022-04-24视野

十年浩劫,人们对知识的渴求到了极点。这也就是1978年一批名著被解禁时,人们会倾囊而出的原因。而当年的王府井书店见证了这一时刻。

1977年,从年初《天山的红花》《秘密图纸》《翠岗红旗》等影片的公映,《南泥湾》《洪湖水,浪打浪》等歌曲的登台演唱,到10月高考制度的恢复,概不例外。1978年的“五一”劳动节,对于读书人而言,尤其值得回味。

这天,开门前数小时,王府井新华书店门前已人山人海——一批被解禁的老版中外名著,将正式重印发行。读者事先从各种渠道探听到消息,一大早赶来排队,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无所谓职业、年龄、性别,人们蜂拥而至。几个“顽主”模样的年轻人在维持秩序,他们不是书店的员工,只是路过,见人潮汹涌,主动过来充当“志愿者”,他们把秩序维持到书店开门后,才欣然离去。

接下来,人潮演化为几近“疯狂”的抢购潮。不仅王府井书店,当天北京各家新华书店都上演了这一幕,“书香”弥漫着全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闻。这些名作,书是新的,版本却是旧的,是50年代或60年代的出版物,品种以曾经广为流传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为主,例如《唐诗选》《宋词选》《子夜》《家》《九三年》《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等等。书价之低,现在听起来可以用一个书名来形容——《天方夜谭》:《悲惨世界》(一)0.98元,《欧也妮·葛朗台》0.54元,《高老头》0.73元。假如经济条件允许拿出一个月的吃饭钱(15元上下1或者更多,便可以放肆地大买特买。事实上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不及中午,各书店的进货基本销售一空,不少人钱没带足或迟到,下午再进书店,只能扑空了。我的一个邻居,当年20岁出头,当兵复员没几天,他费了半天的工夫,从父母手里“磨”出十块钱,午饭后骑车从礼士路到西单到王府井,一路跑了三四家书店,也只买回一套《希腊神话和传说》。

排队买书,在当年不是什么稀奇事,在刘心武名噪一时的小说《爱情的位置》中,刻意设计了一个让男女主人公在王府井书店排队买《毛选》时不期而遇的场面。但这次不同于以往。读者不是冲着某一本去的,他们事先甚至并不清楚这批重印作品的书目。出现如此无具体目标的购书潮,恐怕史无前例。

10年的“文革”风暴席卷了几乎所有的出版物,重者成为“大毒草”,被狠批特批,轻者也列在“封资修”或“黄色”读物的名下,被打入冷宫。当中劫后幸存于个人手里的,大多也沦为“地下阅读物”。在书店整整断档十年后,一旦它们重见天日,以崭新的面目赫然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现这样一种的争抢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最早的王府井书店叫新华书店北京分店王府井门市部。1950年,新华书店北京分店购入王府井大街14号的一栋四层楼房,王府井门市部迁入临街的一层营业,建筑面积600平方米,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书店。1970年4月22日,新扩建的王府井书店落成营业,总面积达3600平方米,翻了六倍,为当时亚洲之最。新王府井书店和隔壁的工艺美术用品商店是前后脚建成,两店的临街距离都比其他建筑后移几十米,因而门前是一片不小的空场,如此设计大概是出于以后拓宽王府井大街的用意。那时新华书店都不开架,颇费眼神,后来华君武还画了一幅顾客用望远镜隔着柜台看书名的漫画,以督促书店改进经营方式。所幸上世纪70年代初逛新华书店,眼神再好也用处不大,因为除了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的著作以及几个样板戏的剧本外,只有浩然等个别作家的个别作品还允许出售。

新王府井书店一共四层,一、二、三层对外营业,三层出售美术作品、宣传画、地图,一、二层卖书,书店二楼曾一度辟出一个阅览室,供读者消磨时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后,出版口恢复运作,在王府井书店相继可以买到重印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高玉宝的《高玉宝》、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冠以“青年知识丛书”的知识性读物,以及一些新创作的小说,如《海岛女民兵》《连心锁》《难忘的战斗》《桐柏英雄》《征途》《闪闪的红星》等等。但毕竟是“文革”年问,这些新作品普遍难脱脸谱化的框框,经典性更谈不上,所以,王府井书店规模虽大,却没有多少文化含量。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78年“五一”节。此后,王府井书店也随着品种的日益丰富和时间的流逝由“新”而“旧”,12年前的1994年11月13日,是它营业的最后一天,此前数日,这里天天挤满了来向王府井书店告别的读者,不少顾客在此留影作为永久的纪念。

2000年,王府井书店重新开张——那座令不知多少北京读者去过数不清次数的建筑,又重新出现在王府井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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