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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中国城市折腾史

2022-04-24视野

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

当时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2013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15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苏州把锡山划入市区,无锡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13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01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01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

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08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3000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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