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新周刊》推出城市魅力排行榜。
当时的中国，直辖市增至4座，总的城市数量也由新中国成立时的百余座增至660余座。
2013年，中国城市数量为658座。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托举出三组城市群，而城市人口也在2011年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2013年，我们重排中国城市榜。不看它们的魅力，而看它们的异化。看这15年来，它们都在做什么，现在又变成了什么样。
合并
1998年，中国城市版图最大的变化是，重庆直辖。最年轻的直辖市重庆，直接吞掉了之前与它同级别的另外几个地级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以及远在两百多公里之外的万州市。
另一种合并是将下属县或县级市调整为区。苏州把锡山划入市区，无锡把吴县划入市区，这是长三角的城市升级。番禺、花都进入广州，江门吃掉新会，这是珠三角的组团节奏。这些合并往往是下属为上级提供发展腹地，成为工业建设、房产开发的资源库。
最大数量的城市合并，恐怕要算佛山、南海、顺德、三水、高明五市合并，是2002年广东版图上的大事，至今仍对区域经济产生巨大影响。量级相当的城市合并，无疑是因为更大的企图心。2013年年初，揭阳、汕头、潮州又掀起了讨论三市合并的话题，三市早就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举措，而潮州市市长李庆雄说得明白：“建议三地合并后，尽早向国家争取升为副省级城市。”
改名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大学之间的合并改名。多年前，四川大学和成都科技大学合并，两所都是知名高校，最终定名为四川联合大学，不伦不类。再过数年，默默地改回四川大学，谁兼并了谁的话题无人再提。接下来合并四川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此时的川大已经体量大得惊人，华西医顺理成章成为川大华西医学院。
和大学一样，城市间的合并，名字不仅仅代表着历史，更代表着体制博弈间的妥协和龃龉。
2010年，襄樊市更名为襄阳市。襄樊之名原本来自1983年襄阳与樊城合并，两座城市都是历史名城。如今又改回襄阳市，樊城这个名字终于成为襄阳的一个区。2001年，地级市淮阴合并了县级市淮安，新城市用了淮安这个名字，而“老淮安”则被改名为楚州区。
名字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记忆，当然也是经济的源泉。2001年，中甸变为香格里拉，通什市更名为五指山市；2007年，思茅变成普洱；而仁怀市已经连续数年在争取更名为茅台市。湖南的新晃和贵州的赫章、水城在争夺夜郎，新郑欲改名轩辕，安顺想改名黄果树。以当地的山水风土物产为城市名称，透露出的是明晃晃而又粗鄙的旅游经济思维。
拆迁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几乎可以缩写为拆迁两个字。大大的拆字画上一个圆圈，伴随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也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城市符号和艺术表达方式。
北京人在感慨小时候奔跑的胡同、蓝天下的鸽哨，上海人在怀念石库门，成都人在想念茶馆，广州人在保卫骑楼。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一生中都会和拆迁沾上关系，而他们越住越远，最后成为远离本地的本地人。
拆迁不仅仅是城市建设的课题，也是社会改造和阶层重组的征兆。在拆迁中，纠葛着各种人群、个体、组织之间的利益博弈，是法制和道德、个人与体制之间的斗争和妥协。
拆迁显然远远不只是房子，更是生活、尊严、权利和权力。
造古
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些所谓老街区，成都的宽窄巷子、福州的三坊七巷、岳阳的翰林街等等，都热衷于拆旧建新。把原有的老街区、老建筑全部推翻，代之以簇新的粉墙黛瓦、水泥雕花。2013年年初，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就联合下发通知，对山东聊城、河北邯郸、湖北随州、湖南岳阳、广西柳州、云南大理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对旧城保护不力予以通报批评。这些城市的问题很相似，拆除旧街区，建起假古董。
迁走原住户、建起商铺，这是最大的经济动力。在利益和政绩的驱动之下，“保护性拆除”、“迁移性保护”这样的怪异模式也成为一时流行。
至于在造假古董的风潮落后了的后发城市，它们还有更宏大的构想。
2008年，大同开始“古城恢复性保护工程”，全面完成四面城墙及瓮城的修复，不少考古学者都表示反对这种复建，迁出居民、改变市民现有生活也引发争议。
开封打算把老城区改造成20平方公里的旅游区，重现汴京，另外再造一座新城。如果实现，将在4年内迁走十几万市民，光是拆迁费用就要花掉1000亿。
克隆
在南京，它叫“南京1912”；在苏州，它叫“李公堤1912”；在杭州，它叫“西湖天地”；在宁波，它叫“老外滩”；在成都，它叫“宽窄巷子”；在重庆，它叫“洪崖洞”；在广州，它叫“太古仓”……它们有的是商业地产公司投资，有的是政府主导，但无一例外的是高档餐厅酒吧，以及迫切地宣讲“历史文化和商业经济的完美融合”。可惜它们都长得一样。
同样，每座城市也都有一条商业步行街，都铺着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两边充满了生拉硬拽和簇新扮旧的建筑外立面，各色商铺食肆专坑外地人。王自健在他的脱口秀节目里发问：“为什么每座城市都有一条本地人不去的步行街？本地人都去哪儿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本地人都在另外一座城市的步行街上。”
每座城市都克隆了一个塔、一个大学城、一个晒死人的广场、一个怪异而昂贵的地标、一个国外设计师设计的大剧院或音乐厅、一个建筑好看但没什么内容的博物馆或美术馆、一个远在天边只在理论上缩减了交通时间的高铁站，当然，还有一个全新的、占地面积超大、建筑超科幻的政府办公中心。
办节
洛阳有牡丹节，安徽巢湖也有牡丹节。这个并不产牡丹的城市为一株牡丹而热烈庆祝，这株长在风景区山壁上的牡丹据传有千年历史，号称“天下第一奇花”，可预测旱涝。为了这个节，巢湖市开展了灯会、花车巡游和旅游论坛等等活动，邀请了从非洲到芭堤雅的各类表演者前来表演造势，迎来送往，花了近百万。这项“打造城市名片、扩大品牌效应”的节庆，最后为风景区带来了3000名游客。
这只是比较奇葩的一个例子。每个城市几乎都有属于自己的奇怪节日，绝大部分都是近年来突发奇想发明出来的。各种花、各种食物，乃至西瓜、豆腐、鸭蛋、大葱、板栗……举凡这个城市能想出来稍有名气的东西，都会成为一个城市操办自己节目的由头。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多城市还沉浸在这种俗气过时的观念当中，最后的结果却是“公款追星”、节庆扰民、劳民伤财。
评奖
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田园城市、宜居城市、休闲城市、创意城市、旅游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双拥模范城市、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创新型城市、环境保护模范城市、集邮文化先进城市、无偿献血先进城市、科技进步先进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先进城市……数数看，我们的城市有多少种评奖方式？
这些奖项评比，有的是政府评选，评选方从住建部、林业局到精神文明委不一而足，有的是各种协会、组织、团体。即使不算民间口头流传和媒体评出的称号，光是上列那些硬奖项，就足够城市们“创建”得不亦乐乎。
而对于市民来说，不管是“创卫”还是“创文”，每次“创建”都意味着大拆迁、大围蔽、大粉刷、大清理、大堵车，上街不见小餐馆，在家拿好暂住证。穿衣戴帽、栽花种树、七彩墙面、泡沫窗台、彩钢屋顶，也都在“创建”中被发明出来。
除此之外，国内的评奖已经不能满足城市的虚荣心。没拿过几个国际奖项，城市之间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巴塞罗那的世界智慧城市奖，联合国人居署的人居奖，联合国环境署的国际宜居城市、国际花园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遗产名录。当然，现在最流行的是“非遗”，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遗”成为盛行一时的专有名词，改名申遗、组团申遗、打包申遗，联合国的申报不上就申报自己的，国家级、省级、市级都有了自己的“遗产名录”。小吃申遗、吆喝叫卖申遗、麻将申遗、童子尿煮鸡蛋申遗……总之总有一个申得上。
治堵
1998年，全国千人机动车保有量是10。7辆，如果按照当年全国人口12。48亿算，全国机动车总量在1300万辆左右。而到了2012年年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城市普遍生了“堵病”。
2007年，北京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此后，这一做法启发了各个城市，杭州、武汉、长春、兰州等城市都实施或实施过不同情况的单双号限行。
2010年年底，北京发布汽车限购令，对车牌配额管理。2012年，广州跟进。加上早就实行车牌拍卖的上海，北上广都对车辆增加实施控制。
《北京晚报》曾经报道，根据一项国际调查，北京和墨西哥城并列成为世界上堵车痛苦指数最高的城市。北京被称做“首堵”，其惨痛经历自然是其他兄弟城市的前车之鉴。但各项治堵措施实施下来，却并不立竿见影。建设规划、道路管理、路权分配、大众交通等等问题才是治理堵车的根本之计。
在市民的感受中，堵车成了无奈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段子笑话的源泉，“摇号”、“限行”、“单双号”成为了流行语。经济学者在研究“单双号限行后依然堵车的经济学分析”、民间设计者发明各种路桥交通模型模式，各行各业的智慧都在治堵上得到了展示。
可最终，车牌买不到，路还是继续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