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陆军》杂志披露，以色列国防军特种作战官员本·拉特曼曾向本国国防部提出建议，加大“心理战”在与黎巴嫩真主党作战中的地位，运用以色列和西方丰富的音乐资源，创作大量振奋士气的音乐作品，以鼓舞日见低落的以军士气。
事实上，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音乐就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面楚歌”与心理战
音乐在战争中的作用向来是双重的：对己方是一种联络工具；对敌方则是一种心理战武器。最早关于音乐用于心理战的记载出自楚汉争霸的“四面楚歌”。公元前202年，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被汉军包围，汉军高唱楚地民歌，使楚军军心涣散。
古希腊和古罗马军队都曾使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它们是现代短号和大号的前身。无论是在行军中、战场上还是在扎营时，他们都用这些乐器传递信息。希腊军队曾在出征时雇音乐家伴奏，朗诵颂诗和唱赞美歌，以激励军队的士气。
十字军带回军乐艺术
中世纪前半叶，欧洲的音乐只是出现在宫廷和教堂，但十字军东征改变了这种状况。当时十字军的对手阿拉伯人是运用军乐的高手，利用军乐团为远距离的军队传递即时命令，同时也作为一种“恐惧和恐吓的武器”，这种做法给欧洲的十字军骑士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被迅速效仿。
这些军乐战士回到欧洲后，被不同军队或雇佣兵团吸收，他们带回的乐器也渐渐被欧洲贵族所接受。由于不同的士兵在演奏时总喜欢加入自己家乡的音乐元素，比如在军号和大鼓进行曲中加入风笛。当时，欧洲的军乐队不仅在部队行进时伴奏，还参加各种比赛和庆典。
1521年，意大利军事家马基雅弗利撰写的名著《战争的艺术》中提到：指挥官应该通过小号来发令，因为小号的声音具有穿透力又足够响亮，便于混战中的士兵听到命令。他还建议，骑兵号应具有不同音色，避免与步兵的命令搞混。至于鼓和笛子，他则断言说，这两样乐器是行军训练中最好的帮手，也是战场上灵活机动地调动步兵的传令工具。
军乐的作用和“欺骗”
到了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的军队都形成了完整的音乐指令系统，一些士兵手册上就列着诸如“行进”、“靠近”、“攻击”、“撤退”和“散兵”等种种调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进行曲，每个军人都必须记住本国的进行曲，以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分辨远处部队是友是敌。对士兵来说，掌握这套“音乐语言”和掌握步枪装填技术同样重要。
也有一些足智多谋的将领会利用进行曲来欺骗敌人。比如在1618年爆发的30年战争中，一支普鲁士部队就曾演奏《苏格兰进行曲》，成功欺骗对手。而在1708年的奥登纳德战役中，英国、荷兰和奥地利联军的鼓手敲出了足以乱真的“法军撤退曲”，导致部分法军撤离战场。
交响乐成“关键武器”
进入19世纪后，随着科技的发展，战场上对军乐的需求逐渐减少，它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展示部队和人民精神面貌的一种手段。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战争与和平》中写道：“所谓的部队精神实际是一个未知数‘X’。整个人类历史中，音乐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提高这种‘X’的影响度。”
一战时期，交响乐首次被纳入战争武器的行列。协约国吸取了同盟国音乐家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序曲的节拍，在摩尔斯电码中采用“三短一长”来代表字母“V”，也就是胜利。这一悦耳的信号频繁出现在协约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
用音乐鼓舞士气的最佳例子是苏联音乐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1941年7月，纳粹军队进攻列宁格勒，肖斯塔科维奇一边充当空袭消防员，一边充当高射炮手。当战友们劝他继续创作歌曲是为祖国所做的最伟大的事后，他开始创作著名的第七交响曲。10月，苏军统帅部将他送到战时首都古比雪夫，在这里他完成了创作，并把它献给列宁格勒，因此该曲也被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作曲家说：“我要告诉全世界人民，我们依然活着，我们必将胜利！”
但要在列宁格勒演出第七交响曲十分困难。纳粹德军的大炮每天都把几百吨弹药倾泻到列宁格勒，很难保障演出场地的安全，而且由于全民皆兵，很难找到演奏人员。为鼓舞斗志，苏军派人到前线逐个寻找以前交响乐团的乐手，把他们撤回市区秘密排练，修缮演出场地。
演出之前，苏军指挥部下达了重创敌人的命令，一时间苏军所有大炮一起开火。炮火换来了短暂的宁静。此时，激昂的音乐从大量高音喇叭中涌出，苏联军民士气大振，而阵地里的德军却听得“快疯了”。此前德军战报称“列宁格勒已经是一座死城”，然而，在“交响乐攻击”后，一名德军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认识到，我们输了这场战争。”
这部凝聚了必胜信念的交响曲在美国也获得极大反响。1942年7月19日，纽约举行盛大的第七交响曲首演式，世界上几千家电台转播了这场音乐会。1942年底，德军从一名苏军士兵的尸体上找到一本日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昨晚，我听了第七交响曲的演奏，我清楚了我们为何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