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巧于拙、盈虚有数、忠贞于信念，这些处世哲学的精华帮助曾国藩保家保身，破解黑色诅咒。
曾国藩曾说：“余不得不隐于面貌者，盖因藏锋而已。”一个“隐”字实在是世间的学问。
曾国藩在第二次就任两江总督时，李鸿裔慕名前来投奔。李鸿裔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非常喜爱，连自己的密室也允许他进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府号称“天下第一幕府”，有所谓的“三圣七贤”，却都是以道德、文章著称的典范，并非安邦治国之才。曾国藩慕于他们的名声招纳进来，仅以锦衣玉食供养，而没有授予实质的职位。一天李鸿裔突见一篇《不动心说》：“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曰不动。”看完后，他提起笔在上面戏谑道，“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随后甩笔而去。
曾国藩看后召回李鸿裔，训斥道：“这些人都是欺世盗名之流，表里不一，我岂能不知？然而他们正是靠这些虚名获得立身的资本，戳破了这虚名，就等于断了他们的衣食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是平常言语间的仇怨可以比拟的？杀身灭族的大祸，就隐藏在其中了。”李鸿裔深以为然，便也收敛了锋芒。
在这些“圣贤”看来，不动于高爵厚禄、妙曼娥眉之色的宣言，可为博取生活的“巧”事；在李鸿裔看来，一眼看穿这些欺世盗名之流的虚情假意，则更为高层次的“巧”。真正的高手曾国藩不动声色地洞悉了“圣贤”们的心思，理顺了高谈阔论与欺世盗名的关系，而表面上还是一副被“圣贤”蒙骗的模样，照旧给予他们丰厚待遇。
天道忌盈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曾国藩更是深谙盈虚之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求阙斋”，以表其所追求的“花未全开，月未圆”的境界。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被平定。一时间曾国藩名满天下，被誉为中兴之臣，清廷更是加赏他太子太保衔，封一等勇毅侯。然而清政府喜笑颜开的背后却是刀光剑影。几十万虎狼之师握于曾国藩一人之手，各省督抚多有曾国藩的门生故吏，八旗绿林却早就溃不成军。这一切不能不使清廷顾虑重重。
其实，早在收复安庆之后便有人劝曾国藩称帝。攻克安庆后，李元度撰成“王侯无种，帝王有真”一联，曾国藩见后立即撕毁并予以斥责。曾国藩寿诞之时，胡林翼临走时遗留在桌上一字条，赫然写着“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惶恐万分，撕个粉碎。左宗棠也曾写过“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则将“似”改成“未”以表心迹，要功成身退。
平定天下，缔造中兴，消灭太平天国是为曾国藩“刚”的一面，而急流勇退、功成不居，是为其“柔”的一面。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之后，他大幅度裁军，先下令裁撤江宁吉字营湘军2。5万人，后又着手裁撤湘军精锐曾国荃统领的5万余人，到同治四年二月曾国藩军队只剩2000余人，再到清政府命其北上镇压捻军时，曾国藩手中除了刘松山统领的“老湘营”少量湘军，基本再无军队。一退再退，自剪羽翼，无论从姿态上还是实力上都让清廷相信了他无意称帝的野心，所以仍能高官厚禄，得以终老。
然而一味地退就能够保家保身？岂不知清廷要斩草除根？所以曾国藩在退让的同时也在另一个战场上攻城拔寨，让清廷不敢轻易对他下手，这个战场叫“道德”。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是他能够全身而退的重要保障。
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讲：“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篇檄文被许多曾国藩研究者认为是一大失策，认为曾国藩只讲卫道，不讲勤王，徒增清廷疑虑。然而我以为，曾国藩在官场能够“十年七升，迁越十级”，这样的低级错误他是绝不会犯的，而这篇檄文也是他能够一生从容的重要保障。当时清廷内与百姓争利、外向列强献媚，在如此腐败落寞之王朝，“勤王”怕燃不起百姓的热情，而“卫道”则能在民间特别是士人阶层中引起广泛的共鸣，灭人伦、毁诗书、尊异教、废孔孟，不仅有胆有识的士人甘愿奋起，就连普通百姓也感觉不妥。而此时曾国藩除了成为清王朝的中兴之臣，更成为千年礼教的捍卫者，成了军事、政治、思想、文化四位一体的名副其实的“救世主”。所以清廷绝不会以砸碎道德人伦的代价，去将占领道德这个制高点的自断羽翼的曾国藩打翻在地。
曾国藩刚柔并济，自裁湘军以避实，自崇礼仪以就虚，如同打太极一般四两拨千斤，用看似虚无缥缈的道德让手握生杀大权的清廷不敢也不忍拿他怎样，如此进退自如、盈虚有数，实在是亘古而来的重臣权臣中的精英。
天道忌贰
曾国藩曾经在道光朝倚重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重肃顺，在同治朝又倚重恭亲王奕，然而不得不使我们惊奇的是，穆彰阿、肃顺都没有善终，奕也是几度浮沉，而曾国藩却兵权在握，建功封侯。尤其让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后继的掌权者与前任都不共戴天，可曾国藩却能游刃有余，屡被重用。辛酉政变之后，慈禧不但没有严惩与肃顺交好的曾国藩，反倒称赞“曾国藩乃忠臣”，并使其节制四省军务，授以大权。
在这其中微妙的操作是一定有的，然而最为关键的还是曾国藩坚定了他所为之献身的信念，那就是“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
曾国藩整肃军纪，重用低级军官塔齐布而惹恼了湖南提督鲍起豹；整肃治安，严肃法律，又惹得湖南巡抚骆秉章与之冷眼相对。曾国藩为何甘愿得罪几乎湖南全境的文臣武将，孤身率军练兵衡阳？原因只有一个：勤恳办事以报皇恩。最终，他练就了一支虎狼之师，救大厦于将倾。
至于“爱民”，曾国藩曾在给弟弟曾国荃的家书中屡次提及“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勤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遣孽”。他曾经写过《劝诫营官四条》，其中一条便是“禁止骚扰以安民”。之后曾国藩还打算购置“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此等爱民亲民，不能不让老百姓爱戴。
曾国藩上能得到帝王的信任，下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实为其保家保身善策。
曾国藩的“天道三忌”是其一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国几千年处世哲学的精华。藏巧于拙，盈虚有数，忠贞于信念，这看似简单的策略却实在是让曾国藩从容地度过一个又一个险恶的境遇，保家保身，破解黑色魔咒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