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大众化群众基础的京剧为宣传抗战立下大功。
1931年9月18日晚，在北平中和园，梅兰芳正在卖力地表演京剧名段《宇宙锋》，台下坐的贵客是少帅张学良。刚演了一半，张学良就匆匆走人了。散场后，梅兰芳才知道，日本关东军打过来了，“九一八”事变爆发。
山河万里几多愁
后来，梅兰芳举家由北平搬到上海，搜集资料花了3个月时间编了一部名为《抗金兵》的戏，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受到鼓舞的梅兰芳又把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突出其中能唤醒民众奋起抗敌的部分，后来成为京剧的梅派名段，唱词中有“说什么花好月圆人亦寿，山河万里几多愁，金酋铁骑豺狼寇，他那里饮马黄河血染流，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思悠悠来恨悠悠，故国月明在哪一州”，真是字字泣血，句句伤痕。
北平沦陷后，程砚秋不与日本人合作，不演“义务戏”。1942年9月，程砚秋在北京前门火车站遭到日伪便衣的搜身和攻击。舞台上总是扮演典雅闺秀的程砚秋以一对五，虽然耳朵受伤，但最终以平时健身常练的太极拳完胜便衣，程老板会武术自此成为京城美谈。不过，程砚秋此后便搬到京郊荷锄务农，不再演戏，直到抗战胜利。
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
1938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田汉任第六处处长，主要负责艺术宣传，手下有洪深、冼星海、马彦祥等人。为了让艺术更好地为抗战服务，田汉组建了抗敌宣传演剧队，还举办了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所谓歌剧，事实上主要还是指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通过艺人的速成培训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剧目上，田汉创作了《土桥之战》《新雁门关》两部戏，受到观众的欢迎。为了显示改良过的京剧与以往旧剧的区别，田汉还让人在戏院里用彩笔刷上了各种标语，如“女子要学花木兰、梁红玉，男人要学岳武穆！”“在抗战中建立新的戏剧！”。观众一进门先被标语轰炸了一番。舞台上，到处都是红绸，象征革命，田汉用行书亲手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几个白色大字代替以往京剧舞台上出入口“出将、入相”，舞台正中横批是“大放光明”。舞台上摆的戏桌的桌帷都是用红绸制成，上面还有田汉写的标语：“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剧。”
根据地的京剧革新
除了沦陷区和国统区外，在抗日根据地，京剧的演出也十分频繁。
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陕甘宁边区的中心。抗战时期，在艰苦的条件下，延安仅专业京剧团体就有鲁艺实验剧团、军委平剧团、八路军120师战斗平剧社、延安平剧研究院等，还有兼演京剧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烽火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抗大总校文工团等，票友性质的有延安业余平剧团、中央党校平剧分会、中央党校俱乐部大众艺术研究社等。
鲁艺实验剧团是在中央的授意下成立的，由阿甲任团长。在延安，阿甲因为能用“西皮流水”的京剧旋律翻唱抗日歌曲《游击队之歌》，在根据地一举成名。团里人员都是拼凑出来的，团长阿甲并非科班出身，但练功很刻苦。有一次阿甲表演京剧中的“喷口”——需要在演唱或念白时，使字有力地喷放出来，喷得是否有力是评判标准。阿甲用力过猛，一颗假牙穿过髯口，被喷到前排一位观众的眼镜上。不过，根据地的观众并不十分挑剔，仍然把看京剧视为难得的娱乐活动。
1938年4月，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的晚会上，毛泽东看完京剧《升官图》等戏曲节目后，说：“你们看，群众非常喜欢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
毛泽东强调“宣传上要做到群众善闻乐见，要大众化”，京剧无疑具有这种大众化的群众基础和审美技术，日本人、国府干部、中共领导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争夺京剧为我所用时，京剧演员们大部分坚定地选择了抗战，利用京剧的大众化地位为抗战的宣传立下功劳，但也使京剧偏离了“为艺术”的发展轨迹，在“为政治”的道路上载浮载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