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军事的历史，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会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胜利花环来之不易。戴上它，能感受到光彩夺目的荣耀，也能感受到刻骨铭心的警醒。那里面有一些无论时间流逝多少年也值得思索、也不能忘却的事情。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大人，该如何回答？
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就位于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就更少人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不超过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人。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从七·七事变算起，时间过去了78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已经过去了84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真正明白那段历史。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的《辛丑条约》带来的，这个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中国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侵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沦落？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8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沦落？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这些比较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论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己拥有的力量。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也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