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
这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是26年前，我第一次迎面遇见死亡时，他留给我的。
前天，是父亲的忌日。可真正让我感知到死亡的，是26年前的今天，在火葬场的门口。
前一天的晚上，当我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心里就好像有一个结被松开了。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总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晚上，结果来了。这就是结果。一个预料中的结果。
可是，尽管听过那么多的死亡，有过那么多的准备，当死亡真正降临在自己的身边，发生在自己亲人身上的时候，总会留下一些特别深刻的东西。
对我来说，那些天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逼真那么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连一个细节也不会忘记。
那个夜晚，煤气炉的水壶上温着一碗蛋炒饭，那是留给迟迟未归的母亲的。早已过了晚饭的时间，妈妈却连人影也不见，也没有请人带回一个她要晚归的口信。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里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一件本该是淡灰色的夹衣，肩头已被屋外霏霏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我端蛋炒饭给她吃，她动了动筷，就打发我去睡。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死了。
她说她今天去了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他们要她划清界限。
她回头来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给你爸爸送点东西去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的我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打开爸爸的箱子，拿出套蚕丝的本白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相拼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让我带去。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火葬场的门口，全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没有一个大人，只有替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承担一个结果的孩子们。
看门的老头向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他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通知单，又看一眼我，说，等一下，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就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他终于出来了。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给爸爸带袜子。他说他一个脚光着。
我说带了。
“胸前吐得一塌糊涂，吃药死的，是不是？”他又问。
我点点头。
他停了停，又对我说：“回去不要告诉你妈妈，你爸爸的一个耳朵被撕下来一大半，挂在脸上呢。”
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还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的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这一刻，我懂事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
我觉得，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高高的烟囱雕着龙，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真丑陋。浓浓的黑烟时不时地“轰”一下冒出来，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一路走，一路扭着头看它，心里就想着回去要听妈妈的话，别做任何让她失望的事。
父亲的死给我的不是悲伤，而是悟性。
他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但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我的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其他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更知道怎样打理自己。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座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整整三天两夜。为的，是要替她的母亲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太懂得。只知道，这条路我一定要走到底，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北方的四月，一切都是冰冷的。
松花江是冰冷的。哈尔滨是冰冷的。父亲的骨灰是冰冷的。小女孩的心也是冰冷冰冷的。
哈尔滨，这个我生疏的城市，这个与我的生命有着一份无法割舍的亲缘的地方，让我冷得彻骨。
这种感觉，一直要到很久以后，因为拍戏常常重回哈尔滨，才慢慢暖和起来。
我一直觉得人的一生其实就考虑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其他的一切问题都是依附在这两大主题上的。尤其是生和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好主宰生和死之间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可是，一个人要活得有尊严，或死得有尊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