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二年级，母亲在一条污浊的河边开了一家小餐馆。因为曾险些被拐卖，我被禁止去餐馆方圆100米的范围外活动，草医老七的药摊就在100米处。
在这漫天灰尘、唾沫横飞、树叶肆虐的街头，老七显得有些碍眼。首先，他的腿上总是摊开一本书，有时，很久都不见他翻动一页，仿佛坐在那里的只是他的躯壳而已。其次，他干净得过头，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已被洗得发白，却被他穿得有模有样，布鞋宛如刚洗晒过，他所剩不多的头发从来都一丝不乱。莫非这尘土、这风都没有吹进他的世界？
最看不顺眼老七的人是老商。老商的药摊在老七旁边，他从不搭理老七，看老七的眼神充满了不屑。有一天，老商把老七的药摊掀了个底朝天，还把老七的布招牌撕成两半。他说老七抢了他的一个顾客。我放学回来，只看到老七蹲在地上分拣着草药，直到深夜，他仍然用嘴叼着电筒缝补招牌。
第二天，餐馆里的小工说，半夜她看到老七将地上的塑料布卷在身上，睡在他的地摊上。那时正是夜晚寒重的初春。
从那天以后，老七患上了咳嗽的毛病，病情一天重似一天。他一脸病相，自然再没有人找他看病，但他还是每天都出摊。
母亲说，老七是天津人，1976年时，他在哈尔滨上大学。在唐山大地震中，他全家人都死了。至于他是不是家里的老七，后来怎么成了草医，又如何流落到他乡，谁也不知道。
突然有一天，老七开始骂人。他一手反叉着腰，一手指向天空，大骂特骂，内容无所不包，花样百出，直到骂得咳嗽和说话不能同时进行，方能停止。那个年代，生活是如此慢，以至于经常有一些人专门闲坐在路边欣赏老七骂人。
老七骂累了，就歇一歇；骂饿了，就来母亲的餐馆吃上一碗面条。母亲不要他的钱，他执意要给。有时，他骂得忘记吃饭，母亲还让小工送一碗面给他。但他事后总记得将钱送还。
但老七确实和从前不同了，人瘦了一圈，头发变得蓬乱，胡须长得异常快，没用多久，满脸的络腮胡子就将他的下半张脸淹没了。他的衣服变得油油亮亮，一只脚的大脚趾穿透布鞋在外面张望。
春天一过，老七没再来摆药摊。他只是拖着那只笨重的木箱子，车上放着一些捡来的废纸和空酒瓶，他在街上走来走去。老七也不再骂人了。他的眼睛如同两只熄灭的烛火，只飘着点白烟，不再有一丝暖意。
“老七，来吃碗面！”母亲总是这样招呼他，他有时过来，有时假装没听见。母亲偶尔会不由分说地把他拉到花台后面的小凳子上坐下吃面，这是为了不让其他顾客感到不便。
“我不饿！我没有钱！”他脏黑的脸上写满慌张。
“不要你的钱！”母亲说。
过不了几天，老七总是将一堆脏脏的毛票分币放到母亲的面前。
“你现在住哪里呀？”母亲问。
“那儿！”老七指指河对岸的农村，“我现在和老牛住在一起，牛睡下面，我睡上面。”原来，一个农民让老七免费住在牛棚的阁楼上，让他夜里帮着看看牛。
天变凉的时候，传来了老七的死讯。有一天，农民发现老七没出门，爬上阁楼，发现老七已经断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