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王安石搞变法，他脑子里整天想的都是富国强兵，给国家挣钱，但又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有的人就投其所好，跟王安石讲，如果我们能把山东水泊梁山八百里的水全部排空，这得造多少良田，一年得打多少粮食啊。王安石一听，眼睛一亮，好主意。旁边有个人冷笑一声，说确实是个好主意，可是排出来的水往哪儿搁？出主意的那个人说，这还不好办，再挖一个八百里水泊梁山把水搁进去。王安石听到这儿才哑然失笑。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任何一件看似完美无缺的好事，其实背后都有成本，只不过刚开始你未必觉察而已。
王安石之后，宋代出了一个极品皇帝宋徽宗，天天喜欢花鸟鱼虫，写诗作画。他个人有个小爱好，喜欢太湖石，就是上面全是眼的那种石头。他起造御花园，需要大量太湖石，这种石头出自江南，于是供奉太湖石就叫作花石纲，童贯这些人就帮他去干这件事。皇帝的这个小爱好变成了一项社会政策，供奉花石纲之后，就引发了北宋最大规模的一次民变——方腊起义。
按理说好奇怪啊，仅仅是一个小爱好，要几块破石头，怎么会把老百姓逼得民不聊生要造反呢？要知道，宋徽宗不是自己去找太湖石啊，他依靠的是那种庞大低效而又腐朽贪婪的官僚系统。一个衙役最爱听到的事情，就是上面又要办事了。无论什么事，底层的衙役们都能想办法把它转换成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围着一个大户人家转一圈，看这一家有钱，进门就说您家这块石头皇上一定喜欢。其实管它是什么破石头，只要说皇帝喜欢，谁敢跟他顶嘴？衙役们又说这块石头太大，抬出去要拆门，拆门还不行就得拆墙。真要等衙役来帮着拆门、拆墙，最后一定是连房也拆了。大户人家又无处诉苦，这是皇帝交办的工程啊。那作为一个富户怎么办？给点钱嘛。这几十两银子先花着，这个石头就不要搬了。衙役们就这样把江南人民搞得民不聊生。
任何一个上层的社会政策，如果没想得特别明白，就在庞大的社会系统当中去推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始料不及的。现在，使用地沟油就判刑，2年不够10年，20年不够25年，不行就无期，实在不行就枪毙。中国人有句古话，叫“赔钱的生意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风险背后，一定有着巨大的利益诱惑。何况判刑枪毙就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吗？而且你怎么知道他放了地沟油？这就产生了一个监管成本问题。总不能在每个早点摊、每一家包子铺、每一个小餐馆的后厨里，都派一个公务员看着吧。又怎么避免这个公务员和老板勾搭成奸呢？每十个公务员后面还得派一个纪检干部，那又怎么保证那个纪检干部不会腐化堕落？是不是还要再派一个纪检干部看住前面的这个纪检干部呢？这个系统一旦搭建成，整个社会要付出的社会制度成本会有多高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也并不是没有希望。靠市场经济的自我发育和完善，把那些零散的商家整合成几个寡头。就像美国现在这样，几乎所有的餐馆背后都是几个寡头。一方面，职业经理人不会为了股东的利益去冒坐牢的危险做坏事；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小型的食品安全事件，都会导致股价暴跌，令整个品牌蒙受巨大损失。所以我认为，当食品寡头出现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就能把地沟油赶出餐桌，这件事情不只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有时候还需要耐性。
一位媒体界的前辈告诉我，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复利时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两句话：第一，做的任何好事，不要以为只会收获当下的收益，一定是在好处之后还有好处，利润之外还有利润；第二，任何成本一旦支出，成本之后还会产生成本，只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