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重要的是累积下来的一言一行和因果福报。
以文字之名，让我们听见生命的悲歌。才刚过完农历新年，喜气尚在，本来不应该谈及悲伤之事，但悲喜交集正是生命本质。
总觉得千辛万苦才熬完了马年，理由很清楚：马年明显是坏年，每隔几日几乎便见有报道难以想象的天灾人祸，而身边的朋友亦是没有一个没有遭遇百般离奇的倒霉事情。大灾小灾都是灾，好消息绝无仅有。马年甲午，不想回忆，未能忘记。羊年又如何？总该比较好的吧，玄学家们说。至少不比马年差，即使有一点点进步与改善，已算好的了。生命总如是，许多时候像赌21点，你不必手手牌都能BlackJack，就算只拿个十五六点，只要对方点数爆煲或比你少，便可赢钱。所以启示是：忍住，撑住，千万别“爆点”，一天不爆点，一天便有希望。
至于我，则较感到气馁。据说羊年在五行里属“金”，而我的命忌金，故羊年运势不一定比马年好。命中注定，没法子。唯有安慰自己，风水轮流转，有高必有低，只要忍住撑住，熬过羊年，连续衰了两年，总会轮到好运现身了吧？老天爷不是好人吗？总不会让一个不算太坏的人，嘿，一路衰到底、衰到翻不了身吧？
另一个自我安慰的方法是告诉自己，“信数术，不如修因果”，若我做了恶因，年运再好亦会变差；反之，若我种了善因，年运再坏亦会有条底线。真正重要的是累积下来的一言一行和因果福报，运势好坏且不管它也管不了它，逆来顺受便是了，若于年初已经忧心如焚，便是“逆来逆受”，自讨苦吃，是笨蛋的行为。而我，不是笨蛋，我不干。
这个春节假期，我留在香港，因要照顾老父。年老体衰，老父几乎变成我的“儿子”，要由我照料。因此缘故，平常会特别注意一些谈及父子关系的感人文章，易有共鸣，读来特别深刻。前几天读到美国作家乔纳森弗兰岑的新书《如何独处》，其中一篇谈其父亲之患病与逝世，让我心情沉重，这个春节，过得特别忧郁。
弗兰岑是美国小说家，其《修正》与《自由》取得多项国际级书奖，才56岁，再写下去，诺贝尔之路必在前头。但《如何独处》是散文结集，13篇作品，篇篇长篇，展露了小说家于虚幻以外的现实眼睛，不管是原著或中译，皆是启示头脑的文字好示范。
在文字技艺的金字塔里，没法子，散文常被置于底部，小说在上层，仅次于诗。而擅写小说的人确实总能写出好散文，反之，很难。外国的例子太多太多，诺贝尔奖得主帕慕克即为近例，小说《我的名字是红》深不可解，散文《伊斯坦布尔》易读却又动人深深，以至《别样的色彩》里的精悍短文，同样牵着读者的思维腾飞天际。华人作家也是如此，从莫言到王安忆，从苏童到余华，散文无不深刻，微言大义隐于字里行间，戴着镣铐跳舞，舞出一片灿烂。对了，阎连科最近在台湾出版了《沉默与喘息》，是他去年在欧美巡回演讲的内容结集，探讨“没有尊严的活着和庄严的写作”之间的悲哀关系，由口述而修订，便是最好的散文。
《如何独处》也不例外，写出家庭隐秘的公共意义，由公共议题带出个人视域。或如奥威尔于《一九八四》所曾提醒，唯有当“一个人的真理”被容许存在，这个社会才算自由。我特别喜欢“父亲的脑”那篇，弗兰岑写年迈的父亲慢慢丧失记忆，却仍挽起意志力，欲留住能够留住的一切，这份坚强，让他感动，却也让他更为哀伤。“父亲心跳停止之前，我已为他哀悼经年。自主权之死，记忆之死，自觉之死，性格之死，肉体之死，阿兹海默症的受害者，自我早在肉体死亡前就已凋敝。父亲此刻并没有比两小时前、两星期前或两个月前死得更多。”但对于父亲，弗兰岑一直不愿冠以阿兹海默症这个病名，理由是“不要原本独一无二的厄尔法兰岑（其父之名），因一种叫得出名字的病而落得平凡，把备受折磨的父亲看成一堆器官病征的组合”。
儿子花了两万字细述父亲的离去，而他的父亲，遂变成许许多多人的父亲，以文字之名，让我们听见生命的悲歌。才刚过完农历新年，喜气尚在，本来不应谈及悲伤之事，但悲喜交集正是生命本质，谈也罢，不谈也罢，终究回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