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当年很重视IT。1981年的时候，日本人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日本财政拨款8。5亿美元，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一心想要超过美国人。但是随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发现这个计划太大了，最终失败了。
为什么失败了？不是日本人不重视，也不是投入不够，而是市场经济赋予企业的这种生生死死的自然节奏，日本人顽固地不去遵守。美国人是怎么搞IT革命的？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市场上的巨无霸是一些汽车企业，是通用、福特、克莱斯勒，随后就变成了英特尔和微软，再随后就变成了像谷歌、亚马逊、Facebook这样的公司。正是靠这种公司的方生方死，旧的、大的死掉，产生新的，新的再由小变大，完成了这一次伟大的IT革命。
而日本人的企业却始终不死。我小时候看电视广告，出现的是索尼、松下这些公司，现在还是这些公司。孔子说过一句话，叫“老而不死，是为贼”。对，它们就是祸害。
当大公司要追求所谓的永续经营、基业长青的时候，它们就会成为社会的祸害。而日本上上下下的文化氛围，真的就打造出了一批祸害。
日本有一个艺术家叫村上隆，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日本这个国家什么都有，就没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希望。”什么叫希望？希望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未来非常美好，但它是有确定性的，那它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
很多中国人从日本回来后的感受是：日本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你不可能创业，整个社会没有给创新、创业留下任何缝隙。举目四望，这个社会已经成熟到了一定程度，所有可干的事情大企业们都包了，你唯一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就是进入职场，最好是进入大企业，然后熬年头。
在日本某家大公司的网页上赫然写着一段话：“我们欢迎变革，我们确实需要变革。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任由市场作祟的变革，我们需要的是那种温情脉脉的、让所有人感觉到安定、安心的变革。”
这还叫变革吗？就拿我们中国来说，前些年，有些上海朋友在讨论：“为什么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不出在我们大上海？我们这个地方的经商环境多好啊。”
对，就是因为所谓的环境太好了、太规范了。一个刚刚开始发展的电商公司，难免有一点点不规范，你一会儿工商来查，一会儿税务来查，一会儿消防来查，它还怎么发展呢？所以，很多电商公司只好跑到离上海这个规范的环境远一点儿的地方，比如杭州。
日本的这套制度，最悲哀的地方就是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它追求的那个东西又没有追求到。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大公司要改革，但需要的是那种安定、安心的改革，可是他们得到安定、安心了吗？没有。
很多日本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终身雇佣制搞不下去了，所以它们正常的反应就是，原来的老员工存量不动，但是增量——也就是新员工，对不起，你们改叫临时工吧。佳能公司后来任命了一个CEO，叫御手洗富士夫，他上任之后就裁了1万人。日本社会当即就炸了锅，不是说好的终身雇佣制吗？你怎么能裁人呢？御手洗说：“你们看清楚了，我可没有裁正式员工，我裁的都是临时工。”其实市场经济规律还是在起作用的。
由此，日本社会就酿成了一个族群，叫“穷忙族”。他们找不到正式工作，一会儿在这儿打个零工，一会儿又到那儿打个零工，但是他们都有一颗向往稳定的心，都向往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虽然大企业释放出了大量的社会边缘人，但是他们却不可能成为社会创新力的来源。
那些大公司里面年过50岁、已经丧失创造力的人怎么办呢？企业就把窗边的一排位置给他们腾出来，那可是最好的位置，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风景，让他们喝喝茶、看看报纸，度过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就算了。这帮人被称为“窗边族”。
于是，穷忙族和窗边族这一对大宝贝，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癌症。你可能会说，日本人求仁得仁，有何怨乎？我们就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换得社会的安定。可是得到这个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