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好为难。”有个条件不错的男学生对我说，“我有两个女朋友，都很爱我，我也很喜欢她们，不知该选哪一个。”
“两个条件差不多？”我说。
“不！条件差得蛮多的。一个很有钱，家里放了一架史坦威的大演奏琴。另一个很穷，我常给她打电话，打一半，就没法说了。因为她的卧室正靠着铁道，火车过时，整个房子都震动，什么也听不见，只好拿着电话发呆。”
隔了半年，遇到那学生，他已经结婚了。
“娶了有史坦威钢琴的？”我笑道。
“不！娶了铁道旁边贫民区的。”
“噢！”我点了点头，“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有！有一天，我到她家去，坐在她卧室聊天，突然火车过，好响！火车带起一阵风，把窗帘都吹起来了，那是一块很便宜的薄棉布的窗帘，她自己用手缝的。这时候，阳光射进来，我看见窗台上放了一个宝特瓶切一半做成的花盆，里面开着一丛不知名的小黄花。我问她那是什么花。她很不好意思地说，‘是从野地里挖来的小草花，不值钱’！”学生脸上露出一种特殊的光彩，“你知道吗？我那时突然产生一种感动，冲上去抱住她，叫她不要那么说，不要说不值钱，美的感觉是不能用钱衡量的！就在那一刻，我发觉，我深深爱上了她。”
学生的话常浮过我的脑海，我常想象那个浴着阳光的午后，被风拂起的窗帘，和窗台上逆光看去的那丛小草花。多么平凡，多么美！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去花店订花，花店老板随手拿了一枝玫瑰送我。
回家，我把那枝玫瑰插在细细的小瓶子里。隔两天，情人节的花也送到了，是24朵玫瑰。我又找了一个大大的水晶花瓶，放进去。
奇怪的是，那24朵馥郁的玫瑰，和旁边孤零零一枝，有种特别的感动，觉得好精巧、好细致、好有慧心。
我想起有一次到前历史博物馆馆长何浩天先生家去。他的家布置得很清简，案上没花，只有一盆番薯冒出的青苗。淡红色的番薯皮，翠绿弯转的藤叶，给人一种特别的雅致。让我回到童年，记忆中父亲用小水皿养的蒜苗，在冬天的窗前，映出一片新绿。
真正慧心的美，常像是简简单单的禅宗水墨画，不必华丽的色彩，也无须复杂的构图，却能在那“空灵”处引人遐想，给人美。
美，帮我们度过人生的苦难。女儿自从上幼稚园，也常常给我这种美。
她有个放劳作的篮子，乍看好像垃圾桶——里面有用牛皮纸袋做的帽子，用衣服夹子和纽扣组成的小人，用纸盘做的面具，用黄豆组成的图画。
学校动不动就发通知，要家长给孩子准备空的鲜奶盒子，或卫生纸用完剩下的“纸轴”；跟着就让孩子从学校带回用那些废物组成的玩具。问题是，大人眼中的废物，却成为孩子的宝贝。他们不在乎世俗的价值，只在乎自己有没有感动，有没有想象。
于是，常看见小丫头举着她的劳作炫耀。先觉得她傻，想想之后，才发觉是自己俗。她让我又想起那个学生的女朋友，窗台上放的宝特瓶花盆，和里面的小草花。更让我想起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的一段话：“你们将来教美术，目的不应该是造就几个专业的艺术家，而是培养一批有美感的国民，让他们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上，见到美，也懂得利用身边平凡的东西，创造美；使他们对生活有一种积极快乐的态度，而不只是现实的价值；更使他们能以美的感觉，面对人生的苦难。”
人，就是一种美。记得初到纽约的时候，去苏活区看一位艺术界的老朋友。进入他的工作室，我差点窒息——只见一片烟尘飞扬，四处弥漫着浓浓的油漆味，而他正埋头修理古董。
他把顾客送来的瓷器碎片，慢慢拼起来——先用胶水粘合，再用瓷粉填补、打光，然后把断缺的花纹，照原来的样子画好，再喷油漆，将表面喷成釉彩的光亮。
朋友摘下口罩，陪我走出工作室，小心跨过残雪的泥泞，走上曼哈顿昏暗的街头。
“多美啊！”他一面呵着手、吐着白烟，一面抬着头，看那四周像要围过来的高楼，近乎咏叹地说，“纽约！一个真正看到人的城市。”指指高楼，又指指蹲在街角的浪人，“都是人创造的，各式各样的人，多美！”我看着他的脸，看那脸上的感动，也从心底产生一种感动——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在那么不如意的时候，他依然快乐，依然生活得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