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看清楚这个世界，但镜片是弯曲的。
我想看得更远一些，但窗外是一幢楼，距离不过十米，它阻碍了视线，也偷走了一大部分阳光。如果以寸丈量阳光，我的损失是个天文数字。
没有戴上眼镜之前，我可以看得很远。我生活在冀中平原的一个小村子里，站到房顶上，绵延百里的麦田，隐隐的青山，都会纳入视线。我以为夜晚的视力比白天还要好，白天最远只能看到太阳，距离地球一亿五千万公里；而夜晚可以看到半个宇宙，据说远至一百亿光年。星星密密麻麻的，仿佛把身体照成了透明的壳子。
如今走在大街上，只能看到被高楼大厦的几何线切割的灰蒙蒙的天幕，从中发现一两颗黯淡的星星，就算是有运气了。狭窄的空间让人类变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我以为，眼睛生来就是享受距离的，距离越大，美感也就越强。眼睛流连在电视、电脑、手机这些近距离的物体上时，它是疲惫的。眼睛不会说话，但它会抗议，视力会退化。
家从农村搬到工厂的生活区里，我的视野便缩小了。因为每天面对的就是一排排楼房，我的目光整天在这些楼房之间弹来弹去，视距从上百里迅速下降到几十米，十几米。后来观察到的东西就出现了重影，医生从他的眼镜镜片后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说：“你得配一副眼镜了”。
戴上眼镜，耳朵就增加了额外任务，鼻子也承担了本不应有的负荷，眼睛也被强行装上一面窗户。连瞟一眼都是件痛苦的事，因为眼光会倾斜到眼镜外面去，景物是模糊的，只能通过转头来适应这种新情况。
眼镜是会歪曲视线的，这个说法是有典故的。联合国会议上，莫洛托夫说罗慕洛戴着美国制造的有色眼镜看问题，而罗慕洛反击说他戴的是一副俄国眼镜，但他很少戴它，因为它经常歪曲他的视线。听到这句有力的反驳，莫洛托夫阴着脸坐到他的座位上，而我看到这段也便阴着脸摘下我的眼镜。尽管镜片不厚，可它的确是弯曲的，用来放大书本上的文字，角度变换的时候文字也会变形。通过实验我证实了眼镜确实有歪曲视线的功能，那么，我看到的是否还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微小的弯曲都可以让人误解这个世界，但徒生烦恼是无益的，眼镜还是要戴，世界还是要看，生命要的是存在感，而不是真实感。年纪越大便越明白，太多的人不是为了真实而活着，而是为了存在而活着。
我上高中的时候，视野变得更窄了，从教学楼到宿舍只有很短的距离。生活几乎是不变花样的复制品，一直复制了三年。从高中出来，我换了一副新眼镜，我觉得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不幸的是，眼镜的度数也随之提高了。这意味着，我的视线更加歪曲了，我想象光线是如何沿着镜片的弧度滑入我的瞳孔，而我的大脑又是如何将这些弯曲的信息整合加工成具有在场感的强烈信号，并让我误认为镜片外的世界是真实的。糟糕的视力让我不再相信我的眼睛，更不相信我的眼镜，我开始训练第六感探索世界的真实。我相信感觉胜过观察，比如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师，从眼镜里看到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形象，很有才气，有上好的口才。但有一种潜在的人体信号源不断地向我发射电磁波，告诉我这人并不可靠，他接触女生的频率超出了正常值之外，尽管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正常值，但通过对比总觉得有可疑之处。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被一个女学生的家长揍了一顿。
夜里睡觉前，摘下眼镜，放到桌上，它发出淡淡的青光，我总觉得它像一个幽灵。它神秘而又顽固，呆板而又狡黠，它一成不变的姿态里却藏着万千玄机，让我琢磨不透。我不知道它究竟给我过滤了多少信息？总之，戴着它，我常常会把目光投向一些热闹的表象，而忽视许多潜在的细节。我的眼睛常常被眼镜蒙蔽，而它总是装出一副效忠我的样子。
我突然生出恐惧，想要砸碎它，这念头也只是一闪而过，我知道，多年来的习惯让我无法摆脱它的束缚。看起来，它是我的生活用品，其实，我是它的奴隶。只要一起床，它就会无声地命令我戴上它。
我的眼镜已经换了很多次，每一次度数都会增加一些。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但眼镜似乎总是说它对我越来越好。不可否认，眼镜越来越人性化，架子变得更轻，镜片变得更薄。虽然价格总是在增长，但外形越来越时尚。除了它让我难以自拔地掉入高度近视的深渊外，似乎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所在的城市这些年变得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高楼和立交桥像超市里的货架到处都是。我不知道一个千万人口的城市意味着什么，节假日带着家人出门，多数情况下只和前面的人保持几十厘米的距离。距离的不断缩减让眼镜发挥不出它的效力来，它看不到远方，只瞅着一个又一个遮挡视线的物体。
我不再抱怨眼镜什么，只为它感到悲哀。它不过是两片弯曲的树脂或玻璃制品，生活的影像全部投入这扭曲的平面里，吸收了一切喧嚣，一切记忆。它承载了过多的负荷，以至于弧度加大，像个驼背的老人。我的生命透过弯曲的镜片，已不再追求清晰的意义，是与非的界限化为一片感性的模糊。有生之年，我不想再增加镜片的度数，这便是我那双疲惫的眼睛的最大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