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当年蒋介石很看得起胡适。
1932年11月，胡适到武汉去讲学，其时正在汉口督师的身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在胡适到汉的第二天即邀请他到自己的官邸吃饭。
胡适以为蒋介石是要向他这位“王者师”来讨振兴国家的主意了。在这次会晤中，蒋介石也确实向他咨询了有关教育兴国的事，还赠予胡适一套共五册他撰写的《力行丛书》。胡适从那时起也就使出全身的解数，以期对蒋介石也是对国家有所助益。然而，胡适在临终前，对蒋介石发出的却是“大失望，大失望”的悲叹。
当时的胡适也曾回赠给蒋介石《淮南王书》，他希望蒋介石吸收该书《主术训》一篇的主要思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
“无智”就是吸收众人的智慧，“无能”就是要汇集众人的能力，“无为”也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需按客观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众人的主观能动性。胡适认为“无智”、“无能”、“无为”之“六字诀窍”是“最明智”也是“最为有效”的政治哲学，因为这样做，就能“无智”却能“御众治”，“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
而蒋介石心中想的又是什么呢？从他所著的《力行丛书》可以找到答案。该丛书的第四册中，他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要点概括为“要人绝对地服从领袖”。
可知，蒋介石的心思是“独裁”，是“专治”，而胡适给他开出的药方却是“为政者要信仰专家，信仰众人，接受他们诤言”的“民主”。可以说，从他们初次见面那时开始，胡适的“悲叹”已成定局。
由此，想起了另一个人———司马迁。
李陵兵败投降，汉武帝怒气冲冲地召集大臣们来议定对李陵的处置问题。司马迁认为李陵为人耿直而朴实，打起仗来威武神勇。这次虽说败陷，其功亦足以彰显于天下。他的投降，或许是在等待机会来报效汉室。其实，司马迁更深层的心思，是要让汉武帝安心，不要为这件事弄坏了身子。
然而，汉武帝的心思又是什么呢？
在他的心中，李陵的投敌是不可宽恕的，因为李陵背负着原罪。这个原罪还得从李陵的祖父李广说起。
汉武帝刘彻的父亲汉景帝时期，曾发生过著名的吴楚等七国之乱。李广时任骁骑都尉，奉命跟随太尉周亚夫出兵平乱。为了嘉奖李广在梁国保卫战中的英勇表现，梁王刘武授予李广“将军”的军衔。李广作战勇敢，政治上却幼稚，他以为只要是刘家的封赏，就该接受。这下可犯了皇子刘彻的大忌，因为那时汉景帝曾有传位给梁王的意图。从那时起，汉武帝就将李家划入了梁王一条线。
汉武帝即位后，李家就屡遭厄运。李广本人在公元119年因战事不利，作为统帅的卫青却一股脑儿地将责任推卸给他，他愤而引刀自刎。此后，李陵的叔叔李敢又因击伤了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死。
李陵对汉武帝的心思也并不尽行了解，他只是以为，李家战功赫赫，却屡受外戚的挤兑和欺侮。他的心中也就一直憋着一口气，他急于立功，立大功，以重振家风。而汉武帝压根儿就不让李家再起，在这次与匈奴的战役中，汉武帝认为这是让李家从世上消失的最好机会。
他下手了：首先，汉武帝故意安排李陵给和他有过节的外戚李广利当手下。如此做，他是希望李陵负气单挑独干，李陵果然就入了他的圈套。他又说不会给李陵配备骑兵，无奈之下李陵也只好答应了。汉武帝这么做无疑是要将李陵的五千步兵拱手送给单于屠戮。此是以“激将”让李陵意气用事从而陷入绝境。
其次，汉武帝事先许诺由路博德作援军，可是在“诱敌深入”后，在一举歼灭敌军的大好机会到来时，却不知何故并不见路博德的踪影。对如此玩忽职守贻误军机之人，汉武帝只是说了一句：“此是老将生奸诈。”到底是谁“生奸诈”？明眼人恐怕一看便知。此便是以“不援”让李陵不得生还。
再次，李陵在匈奴，汉武帝对外称派人去接应李陵回国，而派去的人实际上只会置李陵于死地。因为所派的三名大将中，李广利和路博德是李陵的死敌，另外还有一位，就是依附李广利的公孙敖。
果然，公孙敖回师后就对汉武帝说，我军曾抓获一名匈奴兵，该俘虏说，李陵在匈奴已成为单于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教给单于兵法，准备大举进攻我朝。所以接李陵回国根本是不可能的。此便是落井下石让人对李陵进行“陷害”。
此时，一切似乎已水到渠成，汉武帝下令将李陵一家灭门。这也是最后一步，即对李陵“断后”，让他无家可归，逼他只能死在异国他乡。汉武帝最初的想法彻底实现。
当时司马迁为李陵“说话”时，他当然还没看到后两步，可他的“彼观其意，且于得其当而报于汉”的推论大体是对的。尽管汉武帝对李家如此斩尽杀绝，可直到李陵死，虽说机会很多，他也没做出对汉家江山有多大损害的事情。这也许正是汉武帝看出了李陵对汉室的“一往情深”而敢于下绝手的原因之所在。
如果说胡适是已看出了蒋介石的心思而对他还抱有幻想的话，那么，司马迁的惨遭宫刑则是并不知道汉武帝的心思而撞在了他的枪口上。
于独裁者，你的好心不会讨到好报。故而，对其心思没摸清前最好不要开口，否则，你那点文人的心思多半只能作其祭品，甚或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