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近的媒体上，有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采访，旁边配着刘震云穿着中式棉袄的照片，我转脸对同事说，还算可以，基本上长着一张作家的脸。同事对我的话表示诧异，是的是的，按理说，作家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和长着什么样的脸，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很多时候，我读作家的作品，也像那句“吃鸡蛋，不必问是哪只鸡下的蛋”一样，不会考虑他有着怎样的脸和面貌。但，自从数年前看过川端康成的脸之后，我的这个认识，彻底改变了。
我是先看到川端康成的文字，后看到他的脸的。应该说，他的脸，比他的文字，更加震动我。那时候，我已经零散地读了他一些作品，喜欢他文字里那种略略克制的忧伤和哀愁。隐忍的情绪和伤悲的絮语，却并不敢肆意铺排，有孩童般的谨慎和害羞。买来他的全集的时候，在扉页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说实话，如果说先前他的文字让我伤感的话，那么他的脸，当我看见他的脸时，有想哭的冲动。就好像是，我要把他憋在心里的哀伤和泪水，全部替他流出来———哀伤在他心里，却在我这里裂开一个口子，泪水冲撞而来。他的脸，黑白的摄影作品，有着木刻的那种凝重。瘦削的面颊，线条清晰分明，即使苍老的皱纹，也模糊不了他骨骼的轮廓，那轮廓里，有骄傲，有克制，有不懈怠的坚持。他略略低眉，该怎么说他的眼神呢？有着洞悉事物真相的力度，却不是尖锐，也不是锐利。是比锐利多了柔和哀怨，比深邃多了清醒力量的那种。一个老人，在本该安逸闲散、不思不进的松弛年纪，却呈现那样瘦削清寂的面容，再想到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不禁就让人落泪了。也是在看到他面庞的那一刻，明白了《雪国》里，他写下的第一行句子：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这个句子，和他的脸，是如此相配，或者说，是只有长着那样脸庞的人，才能写下这个句子吧。
再读他作品的时候，怎么也摆脱不了他的面庞。他那清寂忧思的脸，总是从他书写的每一个字里，浮凸出来。每一次，都深深觉得，那文字里的灵魂，与那张脸庞上的气质是那么一致，或者说，他的脸庞，就是他的文字。也从他开始，我以貌取人了，固执地认为，作家就该长成川端康成那样子，当然不是说具体的五官，而是整张面庞上的气韵和味道。一个书写的人，怀着深厚丰富灵魂的人，懂得忧伤的人，就该是有一张与灵魂匹配的脸，川端康成那样的脸。关于这一点，我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灵魂是意识，面貌是物质，意识对物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所以，一个人的灵魂，最终会呈现在一个人的脸上。与多肉的面庞相比，我对瘦削的面庞，充满敬意。我理解的是，人，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人的灵魂，一个是人的肉体面貌。在小宇宙总体能量恒定的情况下，灵魂和肉体，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肉体恣肆庞大，灵魂便遭受挤压紧缩，变得微小渺茫。川端康成老年的面孔，沧桑，多皱纹,但整张脸的骨骼轮廓一点也没有失掉,在我看来,这骨骼的轮廓,是灵魂和精神在那里支撑着。这是我厌恶完全坍塌、松弛的面孔和身体的原因———不是老掉了,而是灵魂抽离了。
依据“作家就该有这样一张脸”这个标准,我开始觉得,文字也要问一个出处。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是紧密关联着的。陈丹青的话：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那么,也是可以这样说吧：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作家的相貌,便是他的文字。我喜欢的帕慕克的第一部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读这本书时,感觉是在读一本黑白色调的画册,有怀旧的温暖和乡愁,有逝去的叹息和不舍。而这些,等后来看到帕慕克的照片时,再次感叹,他的文字和他的脸,也是一致的。他也长着一张让我敬仰的作家的脸。来华期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谈到《伊斯坦布尔》时,帕慕克说到了“呼愁”（Huzun,土耳其语,指一种集体的忧郁情绪）这个词,并且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这个陌生的词汇,却带着一种亲近感,深深打动我。帕慕克的脸上,正可以找到这个词汇,呼愁。
类似的脸,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还有保罗•奥斯特。他有一张冷静、英俊、轮廓深刻的脸。额头很高,侧面看,有雕塑的质感,唯嘴唇那里显示出一点柔软。读他的《记忆之书》,开始一段：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前面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短短的话语,我立刻和他的脸对上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绝配。他的脸,和川端康成的脸、帕慕克的脸一样,都适合拍摄黑白照片,然后印在书页里,可以和无穷苍茫的时光一样,永恒且静默。
这样的作家的脸,国内很少寻得到。我见过照片的作家里,除了刘震云,毕飞宇算是不错,苏童尚是可以。最好的一张脸,应当是钱钟书的。因为敬仰,我不敢用任何词来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