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左脚刚迈到一堆砖石瓦砾上，猝不及防右脸颊边就呼啸而过一个“燃烧弹”。据经验判断，那是一个用大号葡萄糖瓶子，里面灌了汽油或辣椒水之类的刺激性液体，用木塞塞好就朝着我扔过来。
我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我的工作就是专门拔“钉子户”，没有人闹事才奇怪。开发商为了早日开工往往手段迭出，“钉子户”们的对抗也毫不逊色，以命相挟、誓死不搬……
一天前，我接到老板的电话：“给你三天时间解决那个姓谭的！”
谭伯那幢民国时期的小洋楼如孤岛般矗立在废墟中，旁边一栋被彻底推倒，另一栋被拆了一半。为了保住这房子，他四处奔走。与开发商顽固抗争，只差没患上抑郁症。
我不请自来，站在门口与刚刚扔我燃烧弹的69岁的谭伯说话：“您还是赶紧搬吧。断水断电事小，挖地沟把屋子圈起来，往沟里灌点脏水。没用粪便算是仁慈了。扔石头，扔死鸡，夜里再噪音骚扰，让您睡不着觉，让您神经衰弱。他们那帮人什么事干不出来！”
谭伯显然没料到我会这样坦白地说开发商，于是他谨慎又厌恶地看了我两眼问：“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保持着礼貌，回答：“不多，但我爸等着这钱交医药费。”我说得情真意切，也不管谭伯要不要听我说。“无论如何，为了凑足这些钱我什么都愿意做。”说到这里，我湿润了眼眶。
原本冷漠的谭伯脸色缓和了不少。他进屋给我倒了一杯温开水。嘴巴张了张又闭上，大概想要安慰我却找不到安慰的话。我知道他已经被触动了，于是再接再厉：“我妈去世早，我爸把我养大供我读书不容易，他这辈子没享过一天福，无论如何我得把他伺候好了。”据我所知，很多年前谭伯的父亲就是因为没钱治病而去世的。相同的遭遇总能引来无限同情，只要他心里一软，事情就好办了。但我知道这事不能着急，喝了一口水，我告退了。
老板催促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一天过去，谭伯那边没有动静。我也不确定他到底吃不吃“同情路线”这一套。
就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谭伯的电话过来了：“你来一下我家吧。”我心里顿时乐开了花，但仍故作镇定地犹豫了一下：“我还要去医院一趟，要迟一点才能过去。”
挂掉电话，我习惯性地问同事：“你们昨晚行动了？”同事点点头，我心里有了底，知道这件事情和平解决的机会很大。而很多时候，开发商明着怀柔政策，背后轰隆隆地抄起了真家伙。
到谭伯家里之前。我习惯地买一些优惠促销的老年保健品。这次他没向我扔“燃烧弹”，还把我让进了屋。
“小张啊，我想了很久。你说的他们那些手段其实我都不怕！”谭伯情绪有些激动，休息不好，脸色也很憔悴。“不是我想讹钱。我只是舍不得这座房子，这房子是我父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谭伯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需要有人，愿意听他说话。他激动地拿出相册，告诉我那张已经发黄到快要看不清上面两个人的照片上。穿着长布衫的塌鼻子男人就是他的父亲。“他是病死的，我很遗憾没有让他过上一天好日子。”说到这里，谭伯陷入了沉默，顿了顿又说：“我不想有人留下和我一样的遗憾。”我错愕了，那一瞬间，我几乎要觉得我真的有一个重病的父亲。
谭伯终于签了搬迁协议。他叮嘱我要照顾好父亲，看着他真诚的目光，我心虚地点点头。
我完成了有史以来最艰巨的一次“拔钉子”任务，却没有因此产生半点喜悦感。我常常想起谭伯，想他拆迁以后要用什么来纪念自己的老父亲呢？那张发黄的照片？或者一座永远都只能留在他记忆里的小房子？
没过多久我就辞职了，重新换了一份文秘的工作，尽管工资少了很多，但问心无愧。我知道，就算我辞职，这个世界也依然每天都有人在不择手段“拔钉子”，我无法阻止，但我至少能确定，我以后都不用再干这种违背良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