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图加号战舰已经到达日本，救援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为罗比迪亚号战舰的指挥官，我很焦急，虽然日本近在咫尺，但没有上级命令，战舰绝不可以离开岗位，尽管电台里关于日本伤亡的数据在不断上升。
我通过广播告诉战舰所有的士兵，少安毋躁，越是紧急关头，越要冷静面对。我想所有士兵都应该很清楚，我们的任务是监视东方的举动，确切地讲，就是防备中国和俄国佬的异动，趁火打劫，自古以来常常发生。
海水混杂着一股很浓的腥味，暗红中透着墨绿，也不知道是污水还是血水，甲板上已有士兵在呕吐。这情景让我很是烦闷，本该莺歌燕舞的时光，却被日本的地震与海啸驱赶得一干二净。
电台里讲，中国的救援队已经到达东京机场，这是一个好消息，但这样的消息并不能命令我下达救援的命令，白宫到底在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日本的惨状吗？“可恶的政治！”我狠狠地骂出声来。
如果不是我的士兵大声地叫喊：“人，那边有人！”我想我，还有我的军舰一定会继续沉默在太平洋的午后。望远镜里，我看见远处飘来一片尸体，横七竖八的，惨不忍睹。没有我的命令，广播里已经在大声通知，所有士兵准备救援，战舰也开始徐徐移动。
在靠近尸群的那一刻，我为罗比迪亚号感到羞耻，它不应该只会捞上一具具尸体，它应该率领它的士兵们奔赴在最危险的地方，救上来的应该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面孔。然而，它没有，它似乎只会为战争而动容，尽管海啸与地震的威力远远超过了所谓的恐怖袭击、所谓的非法占领。
值得欣慰的一点是，我的士兵在尸体里发现还有两个人活着，他们似乎还没走出灾难的阴影，紧紧依偎着坐在甲板上，眼神呆滞，一句话也不肯说。
我再次拨通紧急专线，几近愤怒地报告，日本失踪人数已逾两万，战舰周边飘来一堆尸体，罗比迪亚号该何去何从，请指示。然而，电话那头表现得非常冷静，等待，留给罗比迪亚号的只有等待二字。
作为战舰最高指挥官，我有责任去慰问幸存的两位生还者，即便我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日本是一个优秀的民族，电台里关于日本国民素质的报道早已将我深深打动，他们在灾难面前表现得很坚毅，但是，我依旧希望自己能给他们温暖。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依偎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是日本人，另一个竟然是中国人，而更让我意外的则是，日本人胸前挂着记者证，而那个中国人，竟是一身渔民打扮。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对于中国渔民在日本海域作业的负面报道，全是由日本记者添油加醋而为，可现在，这样一对仇家竟然依偎在一起，煞是平静。
没有怨恨、没有报复、没有一丝一毫国仇家恨的影子，我本想再说点什么，但在明媚的阳光下，看着他们像亲人一样地互相依靠着，瞬间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在灾难面前，在生命面前，所有那些关于战争、关于侵略、关于预防战线的想法都变得极其卑劣，那一刻，我下达了军旅生涯第一道非法命令，罗比迪亚号即刻奔赴日本重灾区，全力营救每一条生命，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想，即便在不久的将来遭到严厉的军事惩戒，我也不会后悔，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每一位军人应该履行的天职，幸运的是，当罗比迪亚号抵达灾区，我也接到了上级的紧急命令：“全力开赴日本，配合国际救援队救援。”我的回复是：“正在紧急救援，来得尚算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