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成人生活的灾难，却是孩子们的超级大聚会。
很早的时候，读丰子恺的书，现在依稀记得———
丰子恺问儿子，你最喜欢什么，儿子说，最喜欢逃难。丰子恺大为震惊，忙问为什么，儿子回答，一逃难，就能坐上大轮船！
这就是一个孩子对于逃难的认知。现在想，唐山大地震对于我，也是如此。那是1976年7月，我12岁，一位军代表的儿子死里逃生，回到北京，在军用降落伞临时拉起的帐篷里告诉我们，他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全在唐山罹难，他从此是孤儿了。从他身上，我可以感受到悲伤，但我不相信他的家人真的死了，只是觉得他们尚未归来，但迟早会归来。
不久，我忘记了各种传言，身心被大地震带来的快乐所占据。
我们不住在家里了，和另一家人合用一只白色降落伞，尽管两家大人各挂一只大蚊帐，象征性地建起两个临时家庭，但蚊帐毕竟透明而不隔音，我可以天天给我喜欢的女生以及她的两个妹妹讲惊悚故事，享受她们的尖叫声。
秋天到了，我们返校了，却不再需要教室。我们从家里带来马扎，随便围坐在大槐树下。这种诗意的方式，使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老师发生了明显改变，说是讲课，却更像讲故事。我们都期盼着，再来一些余震，让坐在大槐树下的岁月，过得更长久一些。
天气凉了下来，语文老师讲着毛主席的“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很亢奋，频频暗示我们，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随后，我们像大人一样笑着，去天安门游行庆祝。我们痛批“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学着大人的样子愤怒着，批判张春桥“抹掉一个唐山算什么”的反动思想。
冬天到了，几场余震，再次波及北京。我们欢欣鼓舞，再次获得巨大的欢愉。
我们数十户人家，住进长长的军用帐篷，南北两大排通铺，各家用蚊帐相隔，几条临时火墙旺旺地烧着，暗绿色的帐篷温暖如春。
男孩子无视家庭界限，肆意闯进别人的蚊帐，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误以为共产主义已经提前实现。大院里那些坏孩子，大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现在自家的女儿直接受到他们的威胁，整天提心吊胆。我呢，世界越乱，我越快乐。大人们都去治理乱世，我便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我天天盼望着地震时期不要匆忙过去，一位阿姨生了宝贝，取名“永震”，我觉得非常痛快。
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1976年7月，最初72秒钟的剧烈震撼，夺去了24万人的生命，导致16万人重残，这是一种怎样的伤痛！不过，这些是我的知识，不是我的记忆。我的记忆，是那些今天想起来羞愧无地的欢乐。
长大，意味着心里装得下别人，特别是装得下别人的痛苦。丰子恺的儿子喜欢逃难，我盼着地震，只因为那时我们是孩子，无从想象逃难和地震究竟意味着什么。四川大地震时，那个玩不了网络游戏便恶毒诅咒汶川灾民的东北女孩儿，也因为没有长大，她的快乐，依然不能与更多人的伤痛相联系。有一天，她会长大，为她个人化的快感而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