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功利，伤了国家的前途。
我不愿看到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谈钱的领域。功利会伤害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人家叫我收藏家，我并不是很高兴。过去收藏家必须有个标志——“著书立说”，没有著书立说，你算哪门子收藏家呀？而且，今天的收藏，已经大大背离了收藏的原旨。收藏最初的宗旨，往大了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证据，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实时标高，通过收藏，你能看到我们的商代、周代、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往小了说，是满足文人雅士的一些内心需求，帮他理解纷杂的世界。
不幸的是，现在基本上，全社会的收藏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商业的博弈，至少99%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所有人的说法都是“未来可以升值”，社会各角度都以“他是否买了贵东西”为标准。从我内心讲，非常不喜欢：不是不喜欢别人加入这个队伍，而是不喜欢把过去唯一干净的净地变得非常世俗化。
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有时也可以理解别人的世俗观，比如，宗教应该是最脱俗的地儿，但今天很多宗教场所并不能免俗；同样，我不能要求收藏界免俗，我们的社会处处体现世俗的话，让收藏界变得高雅也是不现实的。但我也不愿意收藏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与原旨无关的领域：大家都谈我赚了多少钱、将来可能赚多少钱——我觉得这些没有意义。
其实我能感受到功利对我们严重的伤害，甚至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的伤害。既然如此，就按照过去的说法：穷则独善其身。这个“穷”是指精神上。这社会是一个精神贫穷的社会，但我一定要独善其身，做好自己就可以了，我不能要求别人。
我一个人不可能改善，只能保全我自己不同流合污，不向世俗低头。人是要妥协和自卫的，你妥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步的成功。过去人们说，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但今天的年轻人，第一，不懂得尺蠖之曲，不愿意退回来、软一下；第二，认为前进就一定能成功，但他又没有前进的能力，每个人都好高骛远。
我们常说“励志”，但励志的标准是很高的，很多成功人物背后往往有特殊的因素，如果把他们当作全社会的励志标准，那就大错特错了，普通人就会认为上升通道不够——问题是，你通到哪一站算够呢？
人光有自我判断还不够，很多人认为自己身怀绝技，怎么老也遇不到知音？就是因为对周围环境没有判断。有一天我看到一个资料，说中国缺400万个经理人。我认识的很多老板都说，缺有管理能力的人；我自己也是，想找一个有执行力的博物馆馆长，愿意出百万甚至千万的年薪，但是没有这么一个人。干不了这个活，那你还说什么呢？你觉得你行，但具体的事儿你做不来，然后就会埋怨：团队不好、环境恶劣、潜规则盛行，那别人怎么能够生存呢？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的问题——每个人的目标过高，就跟唱歌似的，调子一起高了，谁都唱不上去。
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
我们今天全社会的文学修养都不够，因为社会不躺在文学上生存。当然，我们更不注重史学。这非常可怕。中国近几十年的大片，都能看出来，创作者不读书、没思考。很多国内的电影，别人评判的全是技术活儿，哪个镜头用得不好，应该怎样怎样——但我一看，明摆着，这导演不读书。
举个例子，同样是表达血腥，《辛德勒的名单》和《勇敢的心》都有对人性的思考。《辛德勒的名单》里最血腥的一幕是：党卫军枪毙工人，“啪”一枪没响，又“啪”一枪没响，再“啪”一枪，三枪没响，滚蛋。这个工人经历了三枪，但子弹就是不响。在我们的电影里，就一定要让子弹响、打得血肉模糊你才觉得血腥，但《辛德勒的名单》里，不，踹开他去干活——当你看到他非常机械地干活，就会知道，人性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会爆发出什么样的力量；而且一个施暴一个受暴，两人的表现截然不同，这里面有明确的对人性的思考。
反观我们的电影，都是单纯的复仇，和《勇敢的心》差千万里。看得越多，就越觉得可笑。我这么说，不是特指电影界，只是电影是特别大众的文化代表，也可以说是民族心态的标志物。
《一九四二》的票房惨败，对冯小刚来说这是唯一的一次惨败，再看之后的《泰囧》，你就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不看书的。《一九四二》已经变成一声凄厉的鹤唳——鹤唳长鸣，鹤唳是悲哀的，会传很远；但我们的电影都是麻雀窝，叽叽喳喳，说话毫无价值，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映射。《泰囧》的商业成功，很多搞电影的也看不懂，本身不可复制，再有个什么囧也不会是那样，我们整个民族没有目标。
中国文化讲究“义”
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化很多成不了体系，不像一棵树，而是永远像同心圆一样。”同心圆的“心”是什么？儒家思想。汉代以后，儒家就确立了老大地位，却没有老二，中国文化就没有“老二文化”。中国文化中，一定是有一位枭雄，就一个，完了就完了，你也不用问二三四。不信你随便抓一个人问奥运会银牌有谁，一个都说不出来，因为大家都不关心这个。
中日韩三国都在儒家文化圈，但侧重点不同：日本侧重忠，韩国侧重孝，我们侧重义，讲义气、两肋插刀，但不幸的是——现在刀插向别人。
同在儒家文化圈，日本人由于忠诚，社会管理成本极低；我们不重忠诚，所以社会管理成本巨大。我常说，在中国能管10个人，到日本就能管500人。经济危机时，韩国、日本的很多企业员工愿意与企业共存亡，愿意减薪一半跟老板渡过难关，我们可能吗？地震时，人家发放矿泉水，只需要一个人，我们就得严阵以待，以免哄抢。讲究孝道，跟韩国不能比，你看韩国电视剧，孝道是第一位的，每个人进屋第一件事要向长辈请安——在韩国的文化输出当中，孝道是第一位的。我们有吗？我们的电视剧里，永远是儿女跟爹妈大喊大叫，少有社会秩序。
我们老说中国法制不健全，其实是个误读。我们在秦汉时期有非常严谨的法律，为什么法律在中国漫长的极权社会中不能得以实施呢？因为用不上，仅道德一项就能把社会治理得很好。法律是高成本的社会治理手段，当你用一道铁丝网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筑一道高墙；当你用一根绳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用铁丝网；当你划道线就能拦住人，就犯不上拉那条绳——什么成本最低？地上划条线最低。在国外的机场，地上划条线，没有人会逾越；在中国就得拦着，每个角上站一个人看守，那成本多高啊。社会若没有忠，又没有孝，就剩下一个功利的“义”时：当我跟你讲义气的时候是求回报的。那我们这个国家怎么治理？完全靠法制，但一个完全靠法制治理的国家是最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