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得了晚期乳腺癌，平均存活时间一般为一两年，但有位丈夫，为妻子四处求医，甚至到过美国和新加坡，最后妻子的生命延续多了一年时间，在三年后过世。
朋友圈里一片唏嘘，说这样的丈夫有情有义。但有知情人透露说，在最后一年，这位丈夫为妻子四处求医的花费为110万元，而他的妻子在最后一年里，因为大量服用药物和手术，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一年存活时间和110万元，这钱花得值还是不值呢？很难评说。我们虽不是医疗行业人士，但花了如此大的代价，只延续了一年的存活时间，而且让病人遭受了那么多的痛苦，这是不是“过度医疗”呢？
新加坡一家民间机构有项调查，中国是“过度医疗”的国家之一。被列入“过度医疗”的国家大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中等偏上，医疗文明没有深入人心。人们更多的是从道义上来考虑医疗，而不是从医疗的科学性来确定治疗方案。
这项调查与我们平时的“感观”是相同的。几十年前，物质条件匮乏，医疗水平落后，普通老百姓生病，没有财力通过医疗手段延续生命。改革开放后，人们经济条件好了，“过度医疗”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有人说，人这一辈子赚的钱，六成以上是花在生命结束前的一年里。
钱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这个话题非常容易陷入道德的陷阱。见过太多的活生生的事例，往往是老人，病重之际，作为子女，总是千方百计设法挽救老人生命，能用的药全部用上，能动的高风险手术也动上，而病人在最后的日子里，总是会迸发求生的欲望，对子女的安排来者不拒，甚至主动要求“救救我”，在亲情和道义主导下的医疗，不再是理性的，而是疯狂的。这些年，我见过了太多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生不如死的病人。
生命质量这个词，大家都能接受，但“死亡质量”大家还未能接受，这里面涉及的是一个人如何体面地、有尊严地、以最少的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即便有人认同这样的理念，但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就会受到社会舆论的钳制，一个不倾注所有为亲人、爱人诊治的人，是不孝的，是冷漠的。但“死亡质量”是生命质量的组成部分，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生命应该有善始和善终，少些痛苦。
有个电影叫《飞越老人院》，讲的是一座老人院，一批垂垂老矣的老人每天无所事事，他们没有梦想，也没有快乐，忍受疾病和衰老的折磨，他们就是在等死。但有一个叫“老周”的老人，组织大家开展娱乐活动，还排练节目去参演，老人们非常快乐……这就是一个如何面对死亡的态度，事关生命的质量和死亡的质量。
说起死亡质量，很多人会想起西方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他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活得非常精彩。当年苏格拉底在监狱中等待死刑，但遇上了雅典的“圣船”仪式，一个月内不准杀人，他的朋友和学生可以帮助他逃狱，但他不愿逃跑。每天都有朋友和学生来探望他，他们往往见到苏格拉底时会哭泣，因为他就要死了，苏格拉底反而安慰他们：“死亡就好像是无梦的安眠，这是求之不得的！死亡也是前往一个过去的人所去的世界，所以我死后去到这个世界，可以同很多先贤见面，这很好啊！”
最后苏格拉底坦然赴死。
一个普通人也许做不到像苏格拉底这样理性地看待生命的消逝，但有一条，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就是应该让痛苦少一些，更少一些。如果能做到这些，面对死亡，其实没必要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上插满了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