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人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上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至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人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墙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戴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惟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