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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2022-04-24社会

二十世纪50年代初,留英回来的王竹溪(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到山东大学讲学,讲座中途,束星北走到台上说:“我有必要打断一下,因为我认为王先生的报告错误百出,他没有搞懂热力学的本质。”他捏起粉笔一边在王先生写满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边解释错在哪里。一口气讲了大约40分钟。王竹溪一直尴尬地站在一边。

校领导为此找束星北谈话,束星北说:过去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梁启超推荐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国学院导师,校长曹云祥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表现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辜鸿铭刚到北大任教的时候,学生们看到他脑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忍不住哄笑起来。而他则不动声色地走到讲台上,向下面的学生打量一番后,慢条斯理地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里面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一席话把学生统统镇住了。以后上课就没人敢笑话他了。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人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蒋百里就任保定军校校长的第一天,对全体学生训话:“我此次奉命来掌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事学府,使在座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的军队。我一定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斯言。如果做不到,当自杀以谢天下。”后来,他因学校被政府拖欠经费,深感愧对学生,遂写下遗书,当众自杀,子弹穿过胸膛,幸而未死。

林语堂在东吴大学讲英文课,开学第一天,先生带来一个皮包,皮包里满满一包带壳的花生。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课堂变成了茶馆。林先生开始讲课,操一口简洁流畅的英语,大讲其吃花生之道。然后,他将话锋一转,说道:“花生米又叫长生果。诸君第一天上课,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以后我上课不点名,愿诸君吃了长生果,更有长生。”学生们哄堂大笑。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沈从文论及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时说:“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上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吗?”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9年南开女中部第一届学生毕业,张校长的讲话既幽默又深刻。他说:“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至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傅斯年在谈到北大的几位校长时认为:蒋梦麟学问不如蔡元培,但办事却比蔡高明;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比胡适高明。蔡、胡的办事,真是不敢恭维!蒋梦麟又对傅斯年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为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傅斯年拒绝权贵子弟降格人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章太炎于人情世故毫不知悉,出门即不能自归。他在东吴大学的同事黄人也是一个痴人。这两个痴人一次在茶馆小坐,结账时才发现都没带钱,遂决定将章留下作人质,黄回去取钱。不料黄人回家后,正巧收到朋友寄来的书,于是一看成痴,将章抛诸脑后。

吴宓有《红楼》癖,自比“怡红公子”。在西南联大时,他见昆明有牛肉馆名“潇湘馆”,认为亵渎了林妹妹,竟去砸馆,直至人家改名才了事。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墙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戴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让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惟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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