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国教授告诉我：“我们大学的师生，越来越不爱听中国学者的讲演了。他们不论讲什么，都要先大讲一通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古代辉煌，近代落后，新中国充满希望，又走弯路，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充满生机，出现了新问题。轮到讲自己的专业，却没有什么词儿了。我真不知道，中国学者是怎样接受训练的。”
换一个洋人写国际形势文章，常常是从夫妻关系讲起的：丈夫刚下班，切忌向他诉说家中诸事（因此时他太累，兴奋灶还在自己的事务上）。向丈夫谈家事的最佳时机，是晚饭后半小时至一小时。丈夫对妻子的打扮，不可掉以轻心。她换了发型，换了服装，换了鞋袜，都应引起丈夫的足够兴趣……
讲情感过渡到讲政治
你要夫妻和谐吗？第一，要有共同的理想、追求、价值取向，使你们双方成为具有崇高目标与共同事业的终身伴侣。第二，要树立对己、对人、对子女、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赋予爱情婚姻以严肃的内容。这样便可严格要求自己，宽厚对待别人。不可处处以自我为中心，而要先考虑、先理解对方。第三，要劳逸结合，不断丰富与更新共同的生活内容。第四，要注意性生活的和谐，性生活同样要体贴对方。第五，遇到纠纷摩擦，不要往窄处想。第六，关于财产……
中国人愈来愈习惯于从根本上、从整体上、从关键上看问题、想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找出许多大道理——叫作纲的，认为大道理是管小道理的，纲是管目的。认为有了大道理，就可以使小问题迎刃而解，“举了纲，目就一定张”。
不知道是古代的传统，还是新中国普及政治学习的功效，中国知识分子为大道理，为整体研究、宏观研究、关键所在，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
从古代就纠缠于治国平天下、君臣之义、有道无道、独善兼善、王道霸道之辩，有几个知识分子愿意去研究医药、烹调、酿酒、服装、农业机械、手工艺，亦即清代所极力贬低的天文、地理、言兵言术的奇技淫巧呢？这是否也是中国科学不发达的一个原因？只有混沌一团的大道，而没有分割成彼此独立的学科。无学科，哪儿来的科学？
解放以后，我们的脑筋集中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红与专、世界观宇宙观的辩论上。近几年的热门，则是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一揽子评论，关于现代意识的一揽子鼓吹。谈历史则谈超稳定机制。谈文学则谈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社会、文学与生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谈理论则谈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造、体系与论点……
这些题目好则好矣，必要则必要矣，够用吗？只做整体研究，不做分割研究，还有学科科学吗？如果搞电学的人还必须同时研究电费收取标准，搞采矿的人必须同时精通世界矿工运动历史，还有电学和采矿学吗？全国知识分子，都为一两个热门题目大发宏论，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大道理、热衷大道理、争执大道理，在可喜的同时有没有可忧之处呢？
世间事从没有标准格式
一位日本学者说，他感到奇怪，中国的文学评论家一个个高屋建瓴，挥斥方遒，甚至可以对一个作家、一个年头的文学创作发表结论性见解，却没见什么人做一点“笨”的工作。比如，你要评论一位作家，你能不做搜集该作家的生平、著作篇目索引、有关评论研究文章索引的工作吗？
一些中国的名言、谚语——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朝闻道，夕死可矣。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博士买驴，下笔千言，未有驴字。高屋建瓴，势如破竹。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大河无水小河干……
中国人写信封也是从大到小，国、省、市、区、街、号、人。而美国人写信封次序正好反过来。如给《读书》某编辑写信，美国人是这样写的：张编辑，读书编辑部，166号，朝阳门内大街，东城区，北京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初，我简直觉得匪夷所思。后来再看他们写的信封，倒觉得对象鲜明突出。再有，美国店员找钱也是先找硬币零头，再找个位上的元，再找十位上的元的。
我们作报告的格式也是：一、国际形势。二、国内形势。三、最近一次重要会议的基本精神。四、我们对此精神的拥护与体会。五、本地区要做的事。六、本单位要做的事。
笔者下放农村时，上级派工作干部来动员多售余粮，先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个农民听得不耐烦，便说：“别绕圈子啦，到底允许我们留多少口粮，你就实说吧。”
小河没了水，大河也同样会干。大道理没闹通闹透，也仍有可能做一些有益的小事情。例如一个服务人员，闹不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也仍然可以改善服务态度。都不去从事救国的具体实践，而辩论救国的大道……未敢苟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