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怀念我的小学老师，一个沉默而倔强的小老太太。她是数学老师，我的班主任。虽然从小学一直到工作以后，我的数学也没有好过。我数学智商之弱可以从一件小事看出来，我在银行上过班，数不过来钱，不数不错，一数就错，银行的主任想不通还有能笨到这样的人。她把我喊到办公室里拿出一沓票子让我数，那会儿还没有百元大钞，都是十块一张的，工农兵准备走入人民大会堂。她指着钱说：“数！”我抖抖索索地数了一遍说：“七十！”她说再数。我又数了一遍，抬起头跟她说一百一。她叹了口气说：“看来你真是个数字盲，你得换个工作了。”这就相当于梨园行常说的祖师爷不赏饭吃。在我换行当之前，她也没办法把我撵走，就天天让我坐在出纳柜台的一角点硬币，大概是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意思——硬币就算错还能错哪里去？银行的女同事视我为废物，对我白眼相向，现在提到还气得我一鼓一鼓的。
我上学时那真是“皮”得很。许多班级的任课老师对我都很头痛，于是我就在各个班级之间“放逐”着。甚至有时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就有老师向我下“放逐令”了：“这个学期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班上了，你不走，我走！”起因是我在下课时捉了许多蜜蜂，仔细地把翅膀揪掉，然后用一个玻璃瓶子装起来。我上课不大听课，跟几个差生被老师撵到教室的后面，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对别的同学的危害。我上课时把装蜜蜂的小瓶子打开，用一只医用的镊子把蜜蜂的头夹住，蜜蜂的屁股对着前面张红叶的脖子凑过去，然后镊子稍用力，蜜蜂就会把针刺到张红叶的脖子里，她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很快地把镊子收起来，装作像没事人一样。因为我周围的同学都莫名其妙地哭过，后来被老师发现了，抓了个现行，并且拿获了凶器。放学时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去，教体育的丁老师逮住我一顿臭揍。好家伙，他的拳头醋钵一般大。就这样，我也跟他对打。后来不知怎么的他把我衣服给撕破了，衣服的一只袖子被撕脱了，半个胳膊露在外面。
放学以后，老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老师问我干什么？我说你得赔我衣服。傍晚的时候，老师的老婆刚把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正蓬头垢面地在搭建在屋外面的小厨房里烧饭，油锅才起呢，烟雾缭绕的，见他回来了，后面还跟着个如同济公一样的我。我挎着黄书包靠在门口说：“你赔我衣服！我就这一件衣服，我弟弟还等着穿呢。”老师被弄得没办法，说：“小老子，我算你狠！”喊他老婆过来给我缝。他老婆转身找针线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又闯祸了，把什么东西又给摔碎了，家里弄得卷堂大乱。老师的老婆越想越气，找个由头跟老师打起来了。她把头顶在老师怀里，叫着：“给你打！给你打！你打死我吧！”他们俩像两只山羊顶架，真是很有趣。我在旁边看着觉得好笑——老师也会打架！后来还是白老师把我拉到家里去，她说她帮我缝，让我把衣服脱了。我就穿了一件背心，抱着手站在她家堂屋里。白老师的两个女儿都长得很好看，像两朵百合花一样。她们俩走过我旁边都掩着嘴，也看不出是笑还是哭。
后来这位班主任就把我交到何老师班上来了。何老师刚从外地下放回来，她好像是河北人，一口河北梆子腔，随丈夫转业到这里，也是一大窝孩子。她个子不高，才一米五多一点，一点也不像北方人。她人还有一股狠劲，后来我总结，一般个子矮的人都比较有韧性。她天天笑眯眯地看着你，跟你耗着。她走到哪儿，我也得跟到哪儿，跟黑白无常似的。下午放学了，她不许我回家，要我跟她到办公室写作业，一路写到天黑，她什么时候作业改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她低头用红笔飞快地判着作业，时不时用眼睛余光看我一眼，看得人心里一凛。她家住在交通厅，路上有个包子铺。在路上她买两个包子，她的那个是菜馅的，我的是肉馅的。我爹比较狠，她知道他脾气不好。一般我爹问我在学校表现怎么样，她大多数时间说：“很好，很好，比以前进步一点。”我爹脾气也不好，可能是遗传的。我爷爷脾气就暴，他跟自己生气。有一回挑水把水桶不知道怎么弄翻了，他一气之下把水桶给揍个粉碎，然后扬长而去。我爹呢，更好玩。我姐小的时候是个好哭精，夜里怎么哄也哄不好。我爹把抽斗里的五四手枪拿出来，顶着她胸口说：“再哭！我一枪崩死你。”我姐更犟，崩死也哭。结果以他老人家认输拉倒。
何老师家访时总是说成绩，说这学期不错，数学考到六十五了，比以前进步了十分，及格了。这是多么大的跨越啊！她用诗人般的语言对我爹描述，你这孩子如果好好培养，上个清华、北大也没问题啊！咱得换换方法，哪能动手就打，你在部队也不能体罚战士对不对？可能是天资拙劣，我的数学到了七十来分，就进入滞涨阶段，怎么努力也上不去了。何老师是班主任，教数学的。有人就说她你费这么大精力带一个差生划不来，她还真红了脸，还跟人吵一架，说：“你怎么能当孩子面这样说话！”晚上回去的路上，她还气哄哄的，买了两个包子，她说没胃口全给了我吃，我恬不知耻地全吃了。现在想想我也够没心没肺的，怎么就不给她争个脸呢？后来我工作了，经常还会遇见何老师。她早已退休。她的个子更矮了，一头银发。她喜欢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摘我身上的线头，我就感觉自己像个永远摘不干净的毛线团子。她一边问工作好不好，一边叮嘱我要看点书。她也不说理由，就单单说：“看点书总是好的！”后来她搬到外地的女儿家去，跟女儿一起过了，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如果她健在的话，现在也有八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