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鲍尔是一位诗人，一次，他受聘于一所大学，准备跟这所学校的750名学生乘游轮，进行一百天环球旅行。這段时间，他要在海上为学生们讲课。这是学校发起的一次活动，校方带学生环游世界。鲍尔撺掇我和12岁的儿子亚瑟跟他一起去，说实话，我不愿意去，我不想让七年级的儿子旷课一百天，而且我的父母都已年过八旬，我还有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女儿，不想离开他们这么久。但是，我想起很多年前，年少的我在学校的拓展训练课程中去了缅因州，我在几个星期里划船过险滩、独探无人岛。那段经历给我的最大收获是磨炼了我的意志、丰富了我的生活。这次机会难得，能让儿子出去见见世面，所以我最终答应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劳德代尔堡登上了游轮，手里拿着一摞出国签证，出发去圣地亚哥市，然后从那里出海航行。我们的行程包括多米尼加、巴西、南非、毛里求斯、印度、新加坡、越南、中国和日本。鲍尔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我就在一边写小说，一边监督亚瑟读书：在多米尼加港买的《蝇王》、在南非港买的《哭泣的大地》、在日本港买的《广岛》。我聘请了一位学生给亚瑟辅导数学，并让他旁听大学的化学、人类学和电影学课程。丈夫和我住在一个小船舱，儿子住在走廊对面的一个更小的船舱。
学生们有一句不成文的口号：“这不是一次游玩，而是探索世界之旅。”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做作，却是事实。这些美国学生都是在物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勇于迎接新事物，也具有冒险精神。一位教授对他们说：“在我们将要游历的大部分国家里，你们一天的消费会是他们平均消费水平的十倍。你们可能不会意识到与他们有何不同，但他们的生活确实与你们有着很大差距。”
我们离开南非时，多数孩子出现了晕船的症状。离开加纳时，孩子们报告说有不同程度的迷失方向。我在心里想：“几百人一起坐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才会有迷失方向感吧。”
一群学生去加纳北部的一个村庄玩了一圈，回来后跟我们说，那个村的井坏了，村里人修不起，女人们要走几英里的路去提水。学生们发现，他们口袋里的零钱凑在一起就够修井了，于是决定捐款。“我不买纪念品就行了。我捐出钱时，村里的老年人感激地拥抱了我。”一个女孩说。另一个女孩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总是觉得自己穷，她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太富有了。”
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乘出租车时，我也有过迷失方向的感觉。我一会儿胡乱地看看手上的地图，一会儿看看车窗外闪过的街道。我找不到地图和车窗外的实景有任何相同之处，我那点儿可怜的地图知识根本派不上用场。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感觉自己完全离开了熟悉的地方，被推进了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那是一种让人从骨子里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你没有一点点信马由缰的勇气，那就不如哪儿也不去。
就这样，我采取了一切顺其自然的态度。在镇定药的帮助下，我克服了从小就有的蜘蛛恐惧症，乘坐一艘江船去了亚马逊森林，我躺在一张吊床上睡了两夜，听着雨林里的天籁之音；我走进了加纳岸上的一座神秘而又阴森的奴隶城堡；在印度慕那尔茶园里露营；在中国万里长城的一段偏僻处远足；在南非，我听一位以前的囚犯讲述他和纳尔逊·曼德拉在罗本岛一起囚禁时的生活；在柬埔寨，我听一位导游讲，他们一家人逃出红色高棉时，他亲眼看着他八岁的妹妹死于非命……
我在开普敦看夕阳、在吴哥窟看日出。我吃木薯、木薯糕、北京烤鸭、印度咖喱、首尔涮锅。在新加坡，我品尝到了这次旅行中最具奇思妙想的一道菜：涂抹着巧克力的排骨，上面铺了一层奶油，顶着几颗红红的樱桃。
我们的船靠近了美国圣地亚哥港口时，一位教授告诉我，他从没有像这次旅行中那样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活在当下”。我同意他的这句话，虽然我更喜欢弃船登岸的那一刻。因为持续的晕船和缺少新鲜饮食，我在海上的这一百天瘦了十五磅。虽然谈不上找回了少年时无所畏惧的勇敢精神，可我对自己的这次旅行仍然感到惊讶。有时候，不管是何原因，对一次冒险说“是”总能给你带来收获，正如一句谚语所说：船停在避风港里最安全，但那不是船应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