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有感于打工者的生活太过艰难和单调，质朴而又执著的“打工仔”孙恒，创建了“打工者艺术团”，并创作了第一首打工者的歌：《团结一心讨工钱》。歌中唱道：“干了一年不给工钱，家里还等着钱过年，空手回去可怎么办……”不想大受欢迎，艺术团受邀到处去演出。碰上一些做贼心虚的老板还会百般阻挠，甚至将艺术团赶走。这让人想起战争年代的“前线剧团”、“战士文艺演出小分队”等。
艺术是人性的影子，再现人类的天性。打工者艺术团受到打工者的欢迎和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令人惊奇的是也受到了北京大学生的喜欢，一次次把他们请到高等学府里去演出。后来孙恒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女研究生结婚，两个人共同维护和坚持着这个打工者艺术团。当今社会便把他们以及类似他们的演出定为“草根艺术”。
与“草根艺术”相对应的是“庙堂艺术”。顾名思义是堂皇的、官办的、公认的艺术，比如电视台的联欢晚会，各种重大节日的晚会等。
郭德纲在成名前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就是以“草根”自居，以示区别于高居“庙堂”之上的那些“著名相声演员”。而郭德纲的“钢丝”，也大多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生原本是未来“庙堂”中的人才，为什么偏偏喜欢“草根艺术”呢？
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庙堂艺术”令人失望，浮华、空洞、傲慢，陈词滥调太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再加上“庙堂”里太热闹了，明星拥挤，大腕云集，名和利挂钩，幕前和幕后较劲，新闻和绯闻结合……而艺术却是“黑夜和沉默的产物”。它常常是可遇不可求的，不会因你是平民百姓便对你视若无睹，也不会因你是明星权贵就对你青眼有加。
另一方面，“草根艺术”里确有真东西、好东西，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是石破天惊。如杨丽萍，原是“草根”中的佼佼者，后被选拔到“庙堂”中，偶尔现一下身。谁知她“天生有福不会享”，非要把自己献给艺术不可，毅然放弃了北京户口、工资指标以及种种头衔、职称、荣誉等“庙堂”里的特权和优势，选择了逃离“庙堂”，重返“草根”。两年后便创作出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红遍国内外。
她也使“原生态”这个词汇大红大紫起来。其实，“原生态”，也应该算在“草根”的范畴之内。一家电视台举办的青年歌手大赛，本是“庙堂”盛会，为了更多地吸引听众，特意增加了“原生态唱法”，这是“庙堂艺术”向“草根艺术”示好。但不想示弱，所以还是要按“庙堂”的规矩对“原生态歌手”当众进行知识考试，将有些“原生态歌手”难为得够呛。这不免令人想起儒贝尔的妙论，他说最早的艺术家使傻瓜变得聪明，现代的艺术家努力使聪明人变得愚蠢。就像现在参加歌唱晚会一定要拿个小旗子或荧光棒，整个晚上舞动不停，嘴里伴以狂吼乱叫，或根据导演的示意疯狂鼓掌……
人间最美的是女孩的羞色，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得意之色。“庙堂”里的“台柱子们”一成名便难掩得意之色，卖弄，夸张，快意时快语，失意时乱语。这是“庙堂艺术”渐渐失去人缘的一个重要原因。“庙堂艺术”难有惊人之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高高在上，条件太过优越，讲究高投入、高产出，动不动就要大阵容、大制作，一切都寄希望于炒作和审查。
而艺术恰恰是不能命令的，在获得权力的同时也失去了生命力。
有些“庙堂艺术”创作灵感往往靠“侃”，几个人住在宾馆里，吃着、喝着、侃着，一部大作品的框架就搭出来了。而“草根艺术”的宗旨只有一个，让观众喜欢。只有观众认可了才会掏钱买票，“草根艺术”也才有生存的余地。所以当代有建树的艺术家，常常身居“庙堂”心向“草根”。就比如赵本山，成立“刘老根艺术团”，以东北的“草根艺术”二人转，悄无声息地就占领了北方的大城市。
还有数不清的“二人转小分队”，被人称为“草台班子”，典型的“草根”了，也活跃在城市的各种小剧场、大浴池和火爆餐厅里。里面有无数个“赵本山”、“郭德纲”，只是尚未大红大紫罢了。
甚至连文学创作也是如此，人们厌烦了远离真实生活和真实体验的虚华浮饰，渴盼能读到有真货色真分量的作品。文连平因吸毒曾连累家里四口人丧命，后来到新疆用了14年时间成功戒掉毒瘾，并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一部长篇传记《地狱天堂》，感动了大量读过这本书的人，其中有话剧表演艺术家朱琳，亲自将其改编成大型话剧，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北京大学毕业的陆步轩，百般无奈当了屠夫，生活得以温饱后想起了自己曾学过的中文专业，在卖肉之余写成了长篇传记小说《卖肉生涯》，也很受欢迎。
经历就是财富，感觉就是才华，差别就是优势。在市场上充斥着伪冒假劣的时候，真实便最有魅力。“草根艺术”发端于现实，为民间所需要，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福楼拜说，在一切谎言中，艺术是最真实的。当“庙堂艺术”让人感到不真实时，“草根艺术”想不“热”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