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0出头的何铭，是西南某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的副教授，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地方黑恶势力的研究。这期间，他通过种种渠道，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接触那些“吃血饭”的黑社会老大，和地方黑恶势力头目交朋结友，深入黑社会内部，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几年来和10多个黑道上的老大成了朋友，他的研究过程充满了刺激与危险，而他的“地方黑恶势力”专题研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所撰写的《黑恶势力犯罪研究》即将出版……
偶然的际遇：选择了研究黑恶势力
1994年7月，何铭带着20个本科生到四川武胜县进行社会实践，这次活动的主旨是送法下乡，深入乡村，进行普法宣传。
到了武胜县，何铭见到了当地县政法委书记明亮，在他的办公桌上，一份《广安地区政法委转四川省政法委关于注意当前农村黑恶势力现象的通知》引起何铭的注意。凭职业敏感，何铭打算改变社会实践的主题，他觉得研究农村恶势力更有意义。在何铭的一再要求下，明亮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给他提供了诸多方便。
炎炎烈日下，他带着3个学生来到车站一带对一个车霸进行追踪暗访。
他们了解到，车霸其实就是一个车老板，他手下有3辆车。别人的车在站里必须排队，依次出车。而他采取威胁、打骂等方式争抢客源，强行先出车。他们还了解到，这个车霸不仅对同行进行威胁、恫吓，而且只要乘客稍有不从，便会遭到一顿暴打，许多群众和车主都敢怒而不敢言。
这是何铭对黑恶势力现象进行的初次尝试。
此后，只要是有关黑恶势力犯罪的资料，他都进行收集整理。辽宁义县的“东北四虎”，辽宁的刘氏集团、佟氏集团，海南手枪帮，王英汉新“南霸天”等一系列的黑恶势力犯罪事实材料摆在了何铭面前。
触电黑老大：危险而刺激的“黑道经历”
1997年夏，西南某县破获一个长江沿线系列抢劫案。何铭暗喜：“机会来了。”于是，他带着学生到该县进行社会实践。
主犯在看守所显得有些悔恨与无奈，何铭和他进行了对话。何铭问他：“你们干这事，怕不怕别人反抗？”主犯回答说：“我们一去就把别人吓住了，我们也知道犯抢劫判得重，能不动手就不动手。”
“那你们在作案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准备？”对方回答说：“如果遇到不懂事的，就只有把他弄翻。”
这些话让何铭感到震撼，他理解公共汽车上几个人抢几十个人的事儿了。黑恶势力能够得逞，主要是他们深知人们的惧怕心理，并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轻易达到犯罪目的。
何铭以此方式接触过10多个黑恶势力的主犯，他们走上黑道的原因都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都犯下了累累恶行。
他决心深入黑恶势力内部，和黑老大“亲密接触”。
1998年下半年，何铭和一位老同学聊天，无意当中何铭听说他的一位初中同学在“吃血饭”，他立即有见见这位黑道人物的想法。
通过这位同学的引荐，何铭见到了那位黑老大，他是专门在药材市场收取保护费的，受甲老板委托到乙老板处收账，然后再受乙老板委托到丙老板处收账。收账的办法很简单，不给就动手，每天在刀光剑影中过日子。
应该说何铭以前见过这位外号叫“刀疤”的黑老大，不过那时他们都还是学生，而现在他们坐在一起，一个是大学教授，一个是黑道上的老大，两个人也许都有一番感慨。
“刀疤”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从小养尊处优，长大后又没有什么本事，后来父亲退休后，那种人走茶凉的感觉在他的心里留下了阴影。他在内蒙古当过特种兵，复员后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垮后他就无事可干。他大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逐渐走上了在刀口上讨生活的道路。
何铭从他的谈话中，明显感到他对社会现实强烈的不满，以及非常偏激的想法。
一年后，何铭再次见到“刀疤”，他显得黯然神伤。原来他的老大位置已经被一位年轻人所取代。这种取代是残酷的，他内心的那种“自尊”受到了强烈的伤害，但他仍然忠于后来的取代者。
何铭后来知道新来的老大是个文弱的年轻人，二十几岁，大学本科毕业。
后来他详细了解了“换位”经过。年轻人本来是新加入的，但他有头脑，几次旧老大遭遇危机都在他的指点下得到化解；而内部出了事情，年轻人也能不费力地给予解决。平时，年轻人很善于和帮会骨干沟通，慢慢地，大家都对他有了信任感。于是在一次风波后，他顺理成章成了新老大。
何铭随后见识了年轻新老大的“功夫”。年轻人负责恶势力组织后，开始着手进行改组，“明确分工”：先成立信息员，打听到哪些老板外面有债权，有多少，同时了解债务人是谁，有无偿还能力。然后派出谈判员，凭借如簧巧舌，让其相信不依靠他们就算法院判下来也无能为力。对方同意后，就派人出场。和以往不同的就是，不是立即强行逼还，而是和债权方达协议，让雇主出招聘启事，然后他们去应聘成为雇主企业的员工，以债权人单位业务员的身份去讨债。当然最终凭借的还是暴力。
与此同时，还加强内部管理。他们硬性规定，讨债佣金所占债权的百分比。如果发现执行员多收钱，那么就进行剁手指等残酷惩罚。
真正和黑恶势力打上交道后，何铭碰上黑老大的机会还真不少。
接着，何铭在北方某市见到了一位在当地能够“呼风唤雨”的黑老大杜枪。在那个城市里，只要提到他的名字人们都会露出不一样的神色。见到他时，何铭看到他戴一副墨镜，左右两边是两个身强力壮的马仔，眉宇间自有一股威严。
杜枪见到何铭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敢介绍你认识我，我就敢结识你！”何铭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杜枪以前是某学院的大学生，参加工作后，由于种种原因背了两年冤狱，出狱后他心灰意冷，对社会充满了偏见，他只相信黑社会才能保护他，于是加入黑社会组织。因为他比较有文化，几年过后就坐上了老大的位置。从此，他信奉“有恩报恩，有冤报冤”，还颇受当地人的“尊重”。
几次见面后，杜枪就与何铭称兄道弟了。杜枪比较欣赏文化人，所以对何铭充满了敬意。
尽管和恶势力的头头脑脑关系融洽，但也有危险。“那一次我差点被乱枪击中。”何铭回忆说。那是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县城。通过朋友介绍，他以法律专家的身份去见当地某恶势力组织的一个头目。
头目把何铭领到一家夜总会。一位小姐无意中把茶洒在了头目身上，头目快步拉住她，挥手就是一巴掌，随后，他随身带的几个壮汉冲过去，轮起凳子就是一阵毒打。愣在一边的何铭慌忙拦住。
就在何铭惊魂未定时，夜总会的门忽地被推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何铭还没等看清，头目一个虎扑把他按倒在吧台里，只听见乒乒乓乓一阵枪响。不到一分钟，响声消失了，何铭从吧台里探出头来，发现地上躺了4个人，满身是血，冲进来的壮汉已经无影无踪。
有过类似的经历后，何铭的胆子变大了，到处求熟人给他介绍“黑道上的人”。到了2002年，何铭接触到“老大”级别的人物共10多个。这些“老大”分布于海南海口、广东、湖北随州、四川、贵州等地。。骨干最多有近百人，资产最多者达数千万。社会公开身份分别涉及企业家、县级政协委员、青联委员、工商联成员等。
交往归交往，可别陷进去了
何铭研究黑恶势力，与一些黑社会老大成了哥们儿，别人甚至以为他与黑恶势力有染！这是一件令他哭笑不得的事。
2001年10月初，何铭主编了一本《刑法学》，在南山讨论稿件期间，一位女子找到正在开会的何铭：“何老师，你一定要帮帮我！”
原来，别人借了这位女子10万元钱后从人间“蒸发”了，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丈夫近日就要回家，如果知道她把钱借出去拿不回来，一定会闹得不可开交。为此，她想找何铭介绍一个黑社会老大，帮她讨回自己的10万元钱。
何铭对她说：“第一，我不是黑道上的人，不能帮你；第二，你不能走这条路，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位好律师。”然后，他给该女子分析利害关系，终于说服她用法律来解决这件事。后来，何铭给她介绍了一位律师，正大光明地追回了属于她自己的钱。她对何铭充满了感激，后来她说：“要不是听何教授的劝告，我真的会走上违法的道路。”这样的事发生多了，何铭就会生出许多感慨。
在研究过程中，何铭意识到一个新问题：“隐陷性胁迫”。这是指嫌疑人没有使用暴力手段，也没有对受害人进行威胁，但在精神上形成强制，抑制受害的人反抗。何铭分析说，这与以简单的使用暴力打砸抢不同，如今的恶势力往往采用更隐蔽的方式进行敛财，最常见的就是利用隐陷性胁迫。
比如，有一位黑老大去银行存钱，看到一个服务员非常漂亮，然后把那个女营业员约了出来。他们在一个地方见面了，黑老大拍了拍她的肩膀；然后没有多久，他们就同居了。
这种情况就不好定罪，他甚至连一句威胁的话都没有说，但有一股无形的压力，那就是人们对黑恶势力的恐惧。
再比如说，有一家餐馆很出名，黑恶势力上门收保护费，店主不给。对方转身走了。从第二天起，店主每天都会发现有大约10个人分成5组坐在桌子旁，一瓶啤酒一盘花生直到打烊。慢慢地，食客也发现这个现象，便不再来就餐，于是生意冷淡下来。最终店主只好无奈地答应对方的无理要求。
通过深入一线的调查，何铭即将出版《黑恶势力犯罪研究》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黑社会组织犯罪进行两个层次划分，一是流氓恶势力；二是新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违法犯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