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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也是一种习惯

2022-04-24社会

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脏乱差和国民素质的低下,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老问题,绝非个别场合的偶露狰狞,也不是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一类的说辞就能轻易搪塞的,却每每屡治不果。

据说,日本曾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成功实现了国民素质的提升,由此养成的良风居然延至当今。于是有报道称,中国亦拟借助举办奥运东风,痛改社会生活之陋习。但结果似乎不理想,游人如织的“鸟巢”成了垃圾场,废弃纸、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其间,当不无管理、服务的滞后,但民众公德心的缺失,怕也是难辞其咎的。毕竟,欲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中铲除弊陋,移风易俗,终不同于打仗那般痛快,很难立竿见影,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相当漫长、雨露滋润的渐进过程,需要持久的教化和培育。

文化教养的长期缺失,是非荣辱不识,缘于我们社会对人和人的尊严的长期漠视,缘于对文化的恣意摧残。久之,便人心颓靡,失去倚恃和方向,对人对己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敬畏与尊重。人的群体与个体,都是特定成长环境的产物。不文明行为的产生,当非一日之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千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使得中国民众长期处于失权失语、饱受压抑的“边缘化”境地,又无正常公共空间、排遣管道,以致我们的民族性格早年形成时便有些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易于出现畸变扭曲。日后又经历了多年无法无天式的政治恐怖和斗人风气,以践踏人性为特征,就愈发加重了国民性中蔑视人、鄙弃人,不把人当回事(包括自己与别人)的固有积弊。如今现实生活里并不鲜见的那种冷漠苟且、敷衍推诿、因循马虎、以邻为壑、旁若无人、自私狭隘以及种种缺乏公德的劣行,可说都是由此派生而出的。民众中那些“你要我也要,你干我也干”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跟风意识”,常常演化为规模、影响更大的集体无意识倾向,潜移默化成可怕的群体性社会心理,酿生出无数的灾祸。五四时期仁人志士们曾经大声疾呼、热切力推的“改造国民性”的倡议,至今言犹在耳,却还依然显得任重道远。

由于丢丑丢到境外,损了国格,有失脸面,听说不久前有关部门甚至预备修订《护照法》,对在外出旅游中损及中国形象而又证据确凿的涉事人员,将给予不发护照或限制出国的处罚。这种意图和设想的初衷固属事出有因,却未必合于公民法律权利及司法实践,更难企望会从根本上杜绝种种因道德失范而引发的不文明行为。必要的处罚措施,有时或亦可行,但属于道德文化层面的问题,终究还须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仅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表面热闹、短促突击一下,是无法在一夜之间营造出一个文明社会和人群来的。过去宣传新加坡治国,给人以单凭严刑峻法的印象,似乎仅靠重罚,罚出了一个文明样板来,这是有很大偏颇的。其实还应看到,新加坡最重教育,注重对国民进行必要的引导、训育和教化。

笔者对几年前访欧期间的一次小小经历一直深有感触。那次为等用水,在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前遇到一位八九岁大的普通欧洲男孩,按照大人让小孩的东方惯例,我主动请这位比我稍晚到来的孩子先使用水龙头。但他没有像我们国内一般所见的孩子那样毫不客气地接受我的好意,反而大方地向我作了一个手势,示意该我先用,我没有再推辞,而且立即领悟到,孩子的行为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在依循他的生活规则,一种自小就学会、浸透在骨子里的严格的秩序规则,凡事皆有先来后到。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何而来?源于他父母的教诲与身体力行,学校、社会的长期熏染,慢慢相沿成习。你能想像在这样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会坐车、购物不排队,办事待人不守规矩,凡事老琢磨加塞儿占便宜、拉关系搞特权吗?

所以,文明其实是一种意识,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久而久之滋养起来的了不起的习惯。这种习惯任是什么超然之力,都无法从人们心头抹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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