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脏乱差和国民素质的低下，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老问题，绝非个别场合的偶露狰狞，也不是可用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一类的说辞就能轻易搪塞的，却每每屡治不果。
据说，日本曾以1964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成功实现了国民素质的提升，由此养成的良风居然延至当今。于是有报道称，中国亦拟借助举办奥运东风，痛改社会生活之陋习。但结果似乎不理想，游人如织的“鸟巢”成了垃圾场，废弃纸、塑料袋丢得到处都是。其间，当不无管理、服务的滞后，但民众公德心的缺失，怕也是难辞其咎的。毕竟，欲在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中铲除弊陋，移风易俗，终不同于打仗那般痛快，很难立竿见影，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相当漫长、雨露滋润的渐进过程，需要持久的教化和培育。
文化教养的长期缺失，是非荣辱不识，缘于我们社会对人和人的尊严的长期漠视，缘于对文化的恣意摧残。久之，便人心颓靡，失去倚恃和方向，对人对己也就失去了起码的敬畏与尊重。人的群体与个体，都是特定成长环境的产物。不文明行为的产生，当非一日之寒，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根源。千百年的封建专制体制，使得中国民众长期处于失权失语、饱受压抑的“边缘化”境地，又无正常公共空间、排遣管道，以致我们的民族性格早年形成时便有些先天不足，发育不良，易于出现畸变扭曲。日后又经历了多年无法无天式的政治恐怖和斗人风气，以践踏人性为特征，就愈发加重了国民性中蔑视人、鄙弃人，不把人当回事（包括自己与别人）的固有积弊。如今现实生活里并不鲜见的那种冷漠苟且、敷衍推诿、因循马虎、以邻为壑、旁若无人、自私狭隘以及种种缺乏公德的劣行，可说都是由此派生而出的。民众中那些“你要我也要，你干我也干”的“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跟风意识”，常常演化为规模、影响更大的集体无意识倾向，潜移默化成可怕的群体性社会心理，酿生出无数的灾祸。五四时期仁人志士们曾经大声疾呼、热切力推的“改造国民性”的倡议，至今言犹在耳，却还依然显得任重道远。
由于丢丑丢到境外，损了国格，有失脸面，听说不久前有关部门甚至预备修订《护照法》，对在外出旅游中损及中国形象而又证据确凿的涉事人员，将给予不发护照或限制出国的处罚。这种意图和设想的初衷固属事出有因，却未必合于公民法律权利及司法实践，更难企望会从根本上杜绝种种因道德失范而引发的不文明行为。必要的处罚措施，有时或亦可行，但属于道德文化层面的问题，终究还须依靠教育和道德的力量。仅靠法律和行政手段，表面热闹、短促突击一下，是无法在一夜之间营造出一个文明社会和人群来的。过去宣传新加坡治国，给人以单凭严刑峻法的印象，似乎仅靠重罚，罚出了一个文明样板来，这是有很大偏颇的。其实还应看到，新加坡最重教育，注重对国民进行必要的引导、训育和教化。
笔者对几年前访欧期间的一次小小经历一直深有感触。那次为等用水，在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前遇到一位八九岁大的普通欧洲男孩，按照大人让小孩的东方惯例，我主动请这位比我稍晚到来的孩子先使用水龙头。但他没有像我们国内一般所见的孩子那样毫不客气地接受我的好意，反而大方地向我作了一个手势，示意该我先用，我没有再推辞，而且立即领悟到，孩子的行为不是出于客套，而是在依循他的生活规则，一种自小就学会、浸透在骨子里的严格的秩序规则，凡事皆有先来后到。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何而来？源于他父母的教诲与身体力行，学校、社会的长期熏染，慢慢相沿成习。你能想像在这样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会坐车、购物不排队，办事待人不守规矩，凡事老琢磨加塞儿占便宜、拉关系搞特权吗？
所以，文明其实是一种意识，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久而久之滋养起来的了不起的习惯。这种习惯任是什么超然之力，都无法从人们心头抹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