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慕尼黑的地铁站里等车时看到一则广告：“乘客们，请你们放心乘坐慕尼黑的地铁吧！你们知道吗？这个城市的地铁里面，每天有五千多名便衣警察在保卫你们的安全。”
每天要出动五千多名便衣警察维持治安，他们是市政府出钱养活的。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国家没有这么强的经济实力，能有那么多人去从事这项工作吗？所以，公共服务这件事是由政府去做的。
又比如，在德国走夜路大家会觉得非常安全。因为在德国谁都不会做错事，谁也不会做坏事。如果有人愿意，他可以去抢东西，做坏事。但是，只要一个人犯了三次类似的错误，或有三次不良记录，他以后就没有失业救济金，没有养老金，他的生活将没有保障。这样一来，还有人敢轻易犯错误吗？
所以，人们走在路上不必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因为做坏事的人才不安全，他抢了你的东西以后，很可能因此失去一切福利保障。
所以，国家用一种机制来约束人们，使他们不去做坏事，因为这样做的成本太大，得不偿失。把犯罪成本提高，就没有多少人还敢作奸犯科了。让大家都遵纪守法，这也是政府要去做的。
20世纪90年代德国慕尼黑建了一个现代化机场，花了80多亿马克，修得非常好。从市里坐地铁可以直达机场，下车后就有推行李的小车，把行李往上一放，一个人就可以顺着滑道走，像是在时间隧道穿梭一样，感觉特好。各种指示灯一目了然，只要你认字，可以一直滑到你要去的登机口，抬腿就上飞机。
但是，机场刚开始运营就出了问题，有人把机场和西门子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
这是因为，慕尼黑机场所有工作用的电脑，还有大屏幕计算机，全是西门子公司赠送的，其他公司就告它违反公平竞争法。
猜猜看，谁赢了官司？告诉你，是原告赢了。因为人们这样问，在慕尼黑这么重要的国际化城市，在每天都有这么大客流量的地方，西门子公司用这么廉价的方式变相做广告，可以吗？它把计算机白送给机场，等于是拿产品换广告。德国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如果机场需要计算机，就应该向所有的公司公开招标采购。同样的产品，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高，我甘愿输给你；如果我公司的报价比你的低，机场就该买我的。
被告输了官司，因为触犯了公平竞争法。
如何维护公平竞争，这需要政府去制定规则。
在德国你会发现，到了晚上6点钟，除去电影院、酒吧等娱乐休闲场所，所有商店必须关门，不得营业。
有人说：“我们老板生来勤快，干到半夜都习惯了。”这样不行，这叫违反公平竞争法，你们不休息了，难道所有人都可以不休息？如果你6点半关门，我就7点半关；你7点半关门，我就8点半关；你8点半关门，我就9点半关，这还有完吗？这样的事情该由谁来管？只能由政府出面解决。
有人问，那么在我们中国，政府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呢？
政府该做的事很简单：第一是避免负的外在性。凡是有负的外在性出现，政府就重重地罚，直罚到他们不敢再干下去为止。让全国人民都能喝上洁净的水，呼吸新鲜空气，吃上卫生的食品。第二是提供公共物品。让我们一定要有路走，一定要有书读，一定要有文化，一定要有安全。第三就是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让穷人也能吃饱穿暖。
政府不该做什么？
2001年，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到清华大学来做讲座时说：政府不该做什么？政府不该进入竞争性的行业去经商办企业，政府不能做这些本该由市场去完成的事。为什么？政府为什么不该进入竞争性行业？你想，如果政府非要做企业，那别人还做不做？如果政府在哪个行业中做，别人还能做吗？
德国前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政府是裁判，它负责制定规则，在场上监督；企业是球员，它们上场踢球，犯规就被罚下。
饮料的铝制易拉罐包装，20世纪90年代是由中国包装总公司垄断生产的。它负责制订生产计划、购进原材料，然后制定出厂价格，再由自己生产、自己销售。这样一来，易拉罐行业出现了暴利，中国包装总公司大赚其钱。
这时，其他生产厂家有意见了，就问：“为什么它既制定规则，还让它生产呢？它制定价格当然是越高越好，可以让自己赚钱。这种垄断合理吗？”
最后，相关部门说：让所有的厂家都去生产吧！
几年之后，易拉罐生产出现了全行业利润暴跌的情况，因为大家都进来了，产生了无序竞争，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要么一统就死，要么一放就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