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终老人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在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有时候大半夜、过年，他也要去“请”人。多年来，他几乎没怎么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动手之前，一些外国留学生会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死者祷告。有人会专门带来白布裹着尸体，用手绢盖住死者的脸。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20具尸体的原始资料。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很难感动他们”。
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基地”算是落成了。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新展室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代：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停尸房里为一位捐献者守灵。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来临时，他还会写一封遗书给孩子。话是这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宝贝儿，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爱吃鱼，我再不能给你买了，所以你得学会自己钓鱼去。”
最小的墓碑
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名字都是随机排的，夫妇二人的姓名，也不会专门刻在一起。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那是第334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