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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第334个名字

2022-04-24社会

一切都是按开诚老人生前的意愿进行的。

  没有葬礼、没有挽联,最终老人去的不是墓地,而是门口停着的一辆略显破旧的白色金杯车。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不用太久,他会变成一块块、一片片,甚至他的头发都会变成小切片,被放在医学院学生的显微镜下。这些初学医的后生们将从老人身上,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动脉。

  2010年12月2日,78岁的开诚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他是天津市全年的第8位、有记录的第334位遗体捐献者。

  在最美最安静的地方展示生命的意义

  49岁的袁武记不清这是第多少次坐在这样的车里了。这位做解剖工作30年的天津医科大学高级实验员,把每次接遗体捐献者都说成“请”。有时候大半夜、过年,他也要去“请”人。多年来,他几乎没怎么穿过颜色鲜亮的衣服。

  车子徐徐开到医科大学解剖楼。在这里,刚刚落下人生幕布的遗体捐献者,将有最后一段特别的“生命之旅”。他们的身体在解剖楼,关于他们生前情况的3页纸的记录在一路之隔的行政楼教务处,而真正纪念他们的地方在距离解剖楼和行政楼近100米的教学楼内。

  学校把最美的教学楼一楼尽头最安静的那间屋子,布置成了国内第一间纪念遗体捐献者的展室,并以“生命意义”命名。这里陈列着所有捐献者的遗书。

  解剖课有简短的开课仪式,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默哀30秒,向尸体鞠躬致敬。老师告诉学生,本学期,这具遗体就为同学们服务了,想要成为好大夫,就要像对待真正的病人一样对待尸体。任何操作失误,在临床上都可能导致真正的死亡。

  动手之前,一些外国留学生会按照各自的宗教仪式,为死者祷告。有人会专门带来白布裹着尸体,用手绢盖住死者的脸。

  刀接触身体时,有人会亲切地打声招呼:大爷,我们开始了!做到中途,需要把尸体反过来,他们会说:大爷,咱们翻个身!

  每次解剖课快结课时,即使再匆忙,学生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一寸寸把皮肤覆盖好,让死者尽量看起来“完好如初”。而这并非课程的硬性要求。最后一堂解剖课,所有人会向已残缺的遗体鞠躬感谢。

  最近,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在《欧洲泌尿科学——铂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量很重的论文,这篇论文他运用了20具尸体的原始资料。他说,这些死者也是论文的作者,“他们的价值就像杂志的名称一样,‘铂金’,比黄金还珍贵。”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很难感动他们”。

  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基地”算是落成了。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新展室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代: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当运送开诚老人的金杯车开往天津医科大学时,65岁的下岗工人赵永华正蹬着他的自行车,在赶往养老院的路上。

  8年来,他几乎风雨无阻地每天骑车近40公里,四处寻找可能会捐遗体的老人。334位捐献者中,他“经手”了110人。

  在2002年3月31日,他和妻子同时办理遗体捐赠登记的那一天,他在自家30平方米的房门外钉上了一个大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他把家里电话印在纸上,到处散发“热线号码”。

  他常用地道的天津话说:“人最后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装棺材里,让虫子啃了吃了,不如送到医学院,让孩子们别练假的,练真的,多好!”

  他的钱包里总装有一朵白花,随时准备别在胸前,为死者送行。2009年春节,他在停尸房里为一位捐献者守灵。

  他的遗嘱写了3大张纸,最后一行写满了谢谢,放在“生命意义展室”,那是展室唯一一份主人还活着的遗嘱。

  他想好了,等那一天真的快来临时,他还会写一封遗书给孩子。话是这样的,他一字一顿地说:“宝贝儿,你是大人了,懂事了,你爱吃鱼,我再不能给你买了,所以你得学会自己钓鱼去。”

  最小的墓碑

  2004年,由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红十字会、元宝山庄陵园共同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园落成。纪念建筑主体长25米、高5米,中心呈心形,刻着两个金色楷体大字:奉献。旁边延伸出两面大墙,墙上镌刻着每一位捐献者的名字。名字都是随机排的,夫妇二人的姓名,也不会专门刻在一起。

  每一个名字就是一个墓碑。

  可墓碑实在太小了,前去祭奠的家属,只能扎个小到不能再小的花圈,或者掐一朵花,用胶带粘在上面。

  这里的每一个名字、每一块墓碑,隔3天就会被擦拭一遍。墓园并不寂静,每天都有音乐。

  不用多久,工人就会在黑色的花岗岩上刻上“开诚”二字。名字是金色的。那是第334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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