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孔乙己》中说，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买一碗酒，靠柜外站着，热热地喝了休息；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穿着长衫，自认为属于有权利坐下喝酒阶层的读书人孔乙己，却也只有和做工的一样，站着喝。这正是孔乙己没落的尴尬处。
我们不能不佩服鲁迅对人情世态入木三分的观察。显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规制着人们的身体语言。属于什么等级的人，就有什么样的身体语言，这种身体语言是由社会的权力系统规定好的，看不见摸不着。正是通过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牵引，每个人被定位在自己所属的社会等级序列中。
在古罗马，以斜躺着吃饭为尊，贵族社会的成员如果年龄达到１７岁，得到一件长袍，就取得了可以躺下吃饭的资格。但这种斜躺着吃饭以表示尊贵的习俗，后来被正襟危坐的姿势取代。按照罗伊·斯特朗《欧洲宴会史》的说法，从中世纪的一幅绘画《最后的晚餐》上可以看出，尊贵的耶稣安坐在贵宾席上，而使徒们则成圆形斜躺在桌子周围，由此看出，古罗马以躺着吃饭为尊的习俗，在中世纪的时候已经让位给以坐着为尊崇的吃饭姿势。据说到了加洛林王朝，头戴王冠正襟危坐就成为君主权力的象征。
同样，在中国古代，坐着，而不是跪着或者站着，显然也体现某种特权。争夺政权、统治人民，被形象地说成“打天下坐江山”，与惬意地坐江山的统治者相比，被统治的人当然不能坐着接受统治，他们通常是跪着的，即使存在例外，也是站着而不是坐着。
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君主专制更加强化，与君权相比，相权不断衰落，而君权与相权变动的关节，从一只凳子的存废上体现出来。宋朝之前，宰相同皇帝商议国是，坐而论道，享有“坐论之礼”。赵匡胤坐江山后，显然不满这种“坐论之礼”。一天早朝，宋太祖忽然对范质和王溥说：“我眼睛有些昏花了，你们把奏折亲自送上来吧！”就在范、王二人离开座位，俯首递上奏折时，宫廷侍卫乘机将他们坐的凳子撤走了。自此以后，在早朝议事时，他们不再坐凳子，范、王等宰相也知趣地共同上疏，请求废止传统的“坐论之礼”。从此，宋朝的宰相只能和寻常官员一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听龙庭上高坐的皇帝的命令。当然，比起明朝大臣，站着毕竟还算文明。中国从明朝开始，大臣们上朝，都齐刷刷跪在地上。大臣们的集体跪伏，与皇帝的高坐龙椅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等级权力关系。而满清大臣的马蹄袖，再清楚不过地说明，这些匍匐在皇帝面前的臣子们，就是供皇帝驱使的犬马而已。
大概与此同时，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出现在国王面前的人们，同样大多没有就座的权利。当然，毕竟和中华帝国不一样，即使不能就座，他们也是站着而不是跪着的。如果他们实在想坐下来，就必须取得一些特权。这种特权属于公爵、公爵夫人之类的达官显贵，没有这样的头衔而又想在国王和王后面前有凳子可坐，就只有购买头衔或者攀龙附凤嫁给公侯才有希望。法国人让－克罗德·布洛涅在《西方婚姻史》中写到一些出身并不显赫的商人或资产阶级竭力通过嫁娶而挤入上层社会的事，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取得“在国王和王后面前享有坐板凳权”。法国着名的沙龙女主人，作家德·塞维涅夫人看到没有给新挤入公爵夫人行列的一位女士准备板凳时，就说：“唉！给她一个凳子吧！为了这张凳子，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谓的太大的代价，大概是购买头衔花了很多的钱，或者为嫁给贵族以取得头衔破费了丰厚的嫁妆。
在法国已经没有宫廷而人们也不必争取“板凳权”的时候，中国的宫廷里，跪着、站着与坐着的区别仍然是那样泾渭分明。德龄在她写的《我在慈禧太后身边的日子》中说，慈禧曾让外国的女画家卡尔进宫为她画像，对她不懂中文很满意，不愿让她了解宫廷的秘密。为了给这个对中国宫廷一窍不通的外国人一个假象，慈禧甚至要求她的仆从亲朋们“都坐下来吃饭”，而且还要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像这些人每天都是坐着吃饭一样”。
慈禧当然不会真的容忍他人在她面前从容就座。１９０１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用一万两白银购进一辆第二代奔驰牌小轿车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贺礼。但当慈禧第一次乘坐汽车去颐和园游览时，她发现，原来的马车夫孙富龄成了汽车司机，他不仅坐着，而且还坐在自己前面。有人竟敢坐在慈禧前面，这是多么严重的大逆不道！慈禧立即责令他跪着开车。司机只好跪着驾驶，但因无法操作，险些酿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起汽车车祸。被吓坏了的王公大臣们，纷纷跪下来乞求慈禧不要冒险，慈禧才换上她的十六抬大轿。对于享有绝对皇权的慈禧来说，高贵地坐着，是她的特权，这权力绝对不容冒犯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