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念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军人子弟，他的父亲大概很早就退伍了，所以没有领到太多的长俸和福利，后来务农为生，日子过得很辛苦。虽然贫困，但他家的桌子总是擦得一尘不染，厕所地板亮得反光。每次到他家吃饭，我都震慑于老伯伯一口洪亮的山东腔，以及他那威严的仪容。而他的孩子，我这位同学，尽管一身旧衣早就洗得发白，却永远穿戴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最近偶尔忆起童年往事，念及他家那极尽简朴的陈设，窗明几净，堂堂正正，我才赫然想起，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清贫”。
清贫，也就是贫而不贱，且有一股自重自尊的清气。这种人穷则穷矣，然尊严所在，绝不容人轻视贬抑半分，不食嗟来之食，不以媚色示人，任何人见他，都还得敬他三分。幼年在台，成年在港，我都曾见过不少这种清贫寒士，或者是朝气勃勃的菜园老农，或者是精神抖擞的焊铁工人。他们面目明朗，好像自己正在干一件天下间顶重要的事似的。
上个月我与陈丹青先生参加一场活动。活动快开始了，门外还站着一大堆人。陈丹青问场地经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后者说是为了安全，不能让人人入场。进得会堂，我们发现空间其实多的是，于是陈先生出去交涉，要求放人进来，我则请前排观众一起挪椅子，好腾出位置让其他人有地方站。
正当大家开始动手搬座椅之际，现场的保安人员突然用手按住站起来的观众，同时大喝：“干什么！统统不许动，回去！回去！”态度相当粗悍。不论我如何解释，他们亦充耳不闻，场面开始变得有点混乱。然后管理人员闻声而至，看看里头究竟在闹什么。动气的我告诉经理：“你的保安骂人呀！”于是她对着一位保安随手一指：“你！撤！”这时，一位冷静的观众适时指出我的错误：“他并没有骂人。”
没错，那位保安的确没开口骂人，他只不过是气势有点凶、语气有点暴罢了。说他骂人，只是我自己实在看不惯。然而，我又怎么会看不惯呢？全国各地，这类保安人员的粗野言行我早就碰到过不知多少回了。他们似乎只有两种态度，不是对着贵客恭敬行礼，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声色俱厉，几乎没有任何中间地带。
又有人提醒我，城里这些保安多半是农村来的民工。我也晓得，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每次遇到问题，他们只能依照上级指示维护“安全”，不敢自己做主变通。因为他们从来不被赋予这种权力，他们的工作就是听话。每次执行任务，他们的方法往往就是高声斥喝越出界限的人群，甚至动手拉扯不守规矩的家伙。除此之外，他们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加温和的表达方式。因为或许他们自己平常就是被人这样子对待的（我想起了那一声“你！撤！”）。
几天之后，我在一家餐馆晚饭，去洗手间的时候路过一间房门半开的包间，里头传来阵阵怒吼。我本能地走慢几步，看见房里一位喝红了脸的人正在痛骂一个低着头的服务生，他叫道：“我这身衣服你赔得起吗？你老板还得叫我大爷呢！你这XX混蛋！”我马上就想起那天那一位尽忠职守的保安，不是因为他当时的态度很接近眼前这位“大爷”，而是他的样子很像这个吓得缩起了身子的服务员。
两年前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写过一篇很好的文章，题目叫做《穷人的尊严与不羞辱》。他认为贫富差距的恶化，使得很多弱者根本连饭碗都很难保得住，更不用说要保住自己的尊严了。那么，我们的社会能够维护他们吗？不能。因为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时代，城市主流如此，甚至连公权力也是如此。在车站广场前驱赶民工的公安可曾显示过尊重？在街道上追打小贩的城管可曾表露过善意？建立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分野最巨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分野还不只是权力与财富的区别，更是尊严分配的区别；穷人与弱者的尊严，就和他们的财产一样稀缺。
因为《公共人的衰落》而渐为中国读者认识的社会思想家桑内特（RichardSennet）还有另外一本广受好评的着作：《尊敬》（Respect）。尽管他主要谈的是西方成熟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读来却一点也不陌生，那种尊严丧尽的情况原来大家都有。只不过中国的问题或许还要更严重些，比较类似苏联当年的情况：“不相连与疏离标志了苏维埃帝国的日常生活……旁观成为一种生存之道。”每一个人都变成孤立的原子，每一段人伦关系都曾被体制割断，传统的守望相助退化成冷漠相对，只剩下权力高低之间的从属关系还在发挥作用。
然后，无情的市场竞争就进来了，情况只有变得更坏。
有意思的是，尊敬一定是双向的：“以敬待人不能单靠命令就会自动出现，它还是种互相承认。互相承认则需要协商的存在，它涉及个体人格与社会结构的庞杂性”。用大白话讲，这就是面子。当那位“大爷”觉得服务生不给自己面子、因而当众羞辱他的时候，他也许不知道这种粗暴本身就是很丢脸的行为。弱者饱遭欺凌，并不表示欺人的强者就因此得到尊严；恰恰相反，尊严与面子是人际的舞蹈，任何一个剥夺他人尊严的人，都不可能是个体面的君子。
难怪这个社会不只再也看不见“清贫”，而且连“富贵”也都几近消亡。富贵也者，既富且贵；今日中国有多少富人身上是带着贵气的呢？所以我愿意为孙立平的观点添上一笔注脚：除了穷人与弱者，现在的富豪和强者其实也不见得很有尊严。